這個月，有兩系列的新聞在持續發酵，一是港大風波，另一是有3位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接連辭職。港大風波是「自傷（self-inflicted wound）」，不涉甚麼外部勢力，行政長官已經介入處理，至少爭拗雙方已停止隔空指摘對方。可是，連續有3位海外非常任法官辭職，則引起頗大回響，甚至引起香港是否需要非常任法官制度的討論。
非常任法官制度自香港回歸以來一直行之有效，是體現「一國兩制」的重要關鍵。非常任法官都是來自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資深法官，這次連續辭職的是英國郝廉思（Lord Lawrence Collins）、岑耀信（Lord Jonathan Sumption）和加拿大麥嘉琳（Judge Beverley McLachlin）。
麥嘉琳郝廉思保操守 值尊敬
3位之中，麥嘉琳以年齡為由退休，她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對法院的成員、其獨立性和維護法治的決心，非常有信心」。她表示自己年屆80，退休後「仍會繼續一些專業工作（I will continue certain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及後有報道指，她將續任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國際法官。麥嘉琳沒有特別評論香港的情況，我認為她十分厚道，值得尊敬。
郝廉思雖有說是「因為香港的政治情況（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Hong Kong）」而請辭，但他同時表示，對法院及其成員的獨立性「充滿信心（fullest confidence）」，我認為他亦維持了法官應有的操守。
岑耀信這位英國法官則不同了，他請辭後突然高調起來，先是在6月11日，於《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投下一枚題為《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is in grave danger》的炸彈，指香港法治岌岌可危，再接受BBC訪問，指「35+顛覆案」的裁決是他決定離任的最後一根稻草云云。他的高調批評引起中央及特區政府的猛烈反彈，特區政府發表長達4,000多字的新聞稿強烈譴責，指「極不同意岑耀信勳爵發表的意見」。我亦認為他的指控並不成立，而且有違法官操守。
岑耀信撰文抨港法治 違操守
對於有海外非常任法官請辭，政界其實並不意外，主要是因為「35+顛覆案」和「黎智英案」等國安大案的裁決，必然會引起西方抨擊，或會對海外法官構成壓力，甚至會有制裁憂慮。
在西方政界、傳媒眼中，那些涉案人等是所謂的「民主鬥士」，西方社會不明白為甚麼辦初選會觸犯國家安全法例。岑耀信便認為否決財政預算案是基本法賦予的權利。我認為他漠視了他們犯案背後的顛覆動機。
我們都知道，當初戴耀廷提倡「攬炒十步曲」，是計劃在初選後，反對派奪取大量立法會議席，然後「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行政長官落台，使社會陷入混亂，以迫使中央政府血腥鎮壓，從而讓西方制裁中國，「一國兩制」宣告失敗。當時「35+」涉案人有簽署「墨落無悔」聲明書等等。現在法庭判詞已表明，不一定要武力推翻政府才算是推翻政府。根據香港國安法，這已是顛覆。
「黎智英案」的西方關注度更高，一來是西方藉黎智英作為傳媒老闆的身份而指控香港打壓新聞自由，二來是黎智英兒子及流亡盟友四出游說，要求將之釋放。流亡人士更向美國「推薦」一份49人名單，要求美國制裁名單上的法官、檢控官員及執法人員等等。
國安大案 或致飽受「老家」壓力
這些國安大案早晚會上訴至終審庭，屆時可能會讓海外法官感到尷尬，或會受到「老家」的壓力；再加上有報道指他們來一次香港審理案件的報酬高達4萬英鎊（約39.5萬港元），這些都讓他們遭受質疑。相對來說，這些海外法官能堅持到今時今日，我個人感到十分敬佩，對於繼續留任的，加倍敬重。
岑耀信勳爵在文章中以「35+顛覆案」和「黎智英案」來大肆抨擊香港的司法情況，指法官要在中國製造出來的不可能政治環境中運作，「氣氛遏抑（oppressive atmosphere）」；指香港本身的法例本已足夠處理2019年暴亂，香港國安法是為了打壓反對派；指要求法官愛國，本地法官無路可走；最嚴重是指控香港已慢慢成為「極權地方（slowly becoming a totalitarian state）」。
細閱原文，不難發現他表達的是政治立場和情緒，他不滿香港國安法，不滿以香港國安法控告黎智英和「35+顛覆案」的涉案人等，不滿人大釋法，屬個人政治觀點。
我認為他這樣高調「回踩」，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不單損害香港的司法聲譽，而且違背法官操守，很高興有其他法官站出來指正。
前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羅傑志（Anthony Rogers KC）於上周二（18日），同樣在《金融時報》撰文《Regrettable transgression' in judge's Hong Kong exit》，一針見血地指出，岑耀信違背了「案件仍在審理中便不應發表相關評論」這重大原則，因為這樣會影響裁決。
羅傑志又指岑耀信混淆了法庭的正確性和個人對法例的喜惡，背後的邏輯自相矛盾。他指法官可以辭職而不執行被指不公平的法律，但是執行該法律的人沒有違反法治原則。
現任非常任法官祈顯義（Patrick Anthony Keane）指，香港的司法系統「仍然有效和獨立（still competent and independent）」，而且兼容上訴機制，不應在制度未運行便認為其無效。
另一位現任非常任法官廖柏嘉（Lord David Neuberger）表示，會留下來支持香港的法治。他說留下來仍能發揮作用，反而離開可能會造成傷害。
不得不提的是，2014年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要求法官是愛國者，廖柏嘉在2014年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的演講中已指出，英國同樣要求法官愛國，英國法官稱為「女皇陛下的法官」（Her Majesty's judges）和「皇權下的獅子」（lions under the throne）。可見要求法官愛國並無不妥，岑耀信不能指本地法官「無路可走（they have nowhere else to go）」。
我非常認同各位法官所言，認為他們的觀點相當中肯。再者，香港的本地及海外法官均須作出司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恪盡職守為香港服務，維護法制。我認為岑耀信有違背其誓言之嫌。
鞏固普通法 拓國際司法視野
這場辭職風波引發海外非常任法官制度的存廢討論，我認為海外法官的貢獻非常大，對香港司法獨立以至普通法的發展均非常重要，應予保留。
首先，海外法官均來自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他們代表普通法的價值，擁有豐富的國際司法經驗。而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行使普通法的地區，這是「一國兩制」的特色，也是香港沒有變成另一個普通中國城市的關鍵。
第二，海外法官維護普通法價值，使香港的司法制度維持有普通法特色。例如保障人權、維護少數人（例如性小眾人士）的權益，同時制衡行政機關的權力。事實上，不少案例都是特區政府敗訴，反映海外法官依法裁決，引證香港司法獨立。
第三，普通法是有生命力的，會適應不同國家地區而本地化，透過裁決及案例累積在當地落地生根。在香港，海外法官作出過很多具里程碑意義的重要裁決，使普通法和基本法銜接（convergence）、兼容（compatibility）和互補（complementarity），而且裁決是公開的，判詞也是公開的。
例如2021年的「丁權司法覆核案」，終審庭非常任法官便是岑耀信，裁決丁屋政策受基本法保障，便是普通法本地化，與基本法兼容互補的例子。
總結而言，海外非常任法官能為香港的司法系統鞏固普通法價值，擴闊國際司法視野，維護法治，使香港法制得以成熟發展，應予以保留。對於繼續留任的海外法官，社會應予全面支持。
全文載自：2024-06-25 《經濟日報》知‧析趨勢 (作者授權轉載)
原文連結：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3780952/海外非常任法官 為何應予保留
原圖：星島日報
https://www.stheadline.com/politics/3351714/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及郝廉思辭任-司法機構證實已向特首呈辭
（文章為作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幫港出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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