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一則報道，標題如下：「師父兼人權法專家戴大為：好不幸梁美芬係我學生！」

短短一句話！已反映這個人的人權法修養很有問題，有失其「專家」身份；同時也反映這個「師父」也很有問題，有失師格。

語帶嘲諷不配為人師

先說第一點，作為人權法「專家」，戴應該具有最起碼的知識與最基本的人格修養。不是嗎？對於梁美芬，不管她的政見如何、政黨派別如何、專業選擇如何，所有這三點都是每個人應有的基本人權，梁美芬做她想做的事，是她的自由，她的人權應該被尊重。但戴某不但連起碼的尊重也沒有，竟然用「好不幸」去貶低、去詆毀自己的學生。這個「好不幸」的貶意，用中國人的一貫理解，指的是這個人「已死了」，只有死才夠說得上「好不幸」。因此，為了要貶她要毀她而把她判了「死刑」。普通人這麼做可能出於無知，但出自一個所謂人權法專家的口中，明顯不是言語一時錯失，而是出於濫用其專業身份，誤導人相信他對梁美芬的批評說很專業。使人相信梁美芬的所作所為，從其師父的「專業」角度來看就是「好不幸」！

說到第二點，戴某的一句「好不幸」也有失「師父」的尊嚴。為人師表，除有傳道、授業、解惑之責外，亦要有師範之道，言傳身教，上行下效，學高為師，身正為範。「好不幸」用在自己學生身上，等於告訴梁美芬已沒藥可救，因此戴某以梁所作所為而感到「很不幸」，甚至可說戴以梁為恥！

為人師表，中國人對老師的尊敬是不下於對父母的敬重的。常言道：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教育的大業不是一兩次的教導便了事，而是要終生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戴某在港任教已不下二十年，而梁美芬在城市大學法律學院任教亦逾十載，並擔任兩屆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對法律的研究也絕不下於戴某，其著作包括《中國法制改革》、《中國法律制度》、《香港基本法─從理論到實踐》等，又創辦全球最大中英文雙語中國法律網站「中華法律網」；在教學上多名著名法學博士與碩士是她的學生，她亦被委任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試問她在法律專業與教研的成就有哪一點可以被戴形容為「好不幸」呢？先不說梁美芬是否青出於藍，但最起碼她在學術上已是一名值得敬重的學者。

大學歪風起乃師之過

再退一步來說，不用中國人的「師表」來評說，即使是美國學術界權威約翰‧杜威（John Deway）的標準，就算戴大為不以梁美芬為榮，但起碼也要有「學術自由」的氣度來對待梁教授才是。作為學者，人人都有「學術自由」可做他們喜歡做的研究與發表着作，人人都可有不同意的觀點，可以批駁對方的觀點，但不能作人身攻擊，這是美國學界人人都要遵守的「學術自由」：不作人身攻擊，可作評論其觀點。可是戴某作為學者，連這點「學術自由」也不遵守，「好不幸」是人身攻擊，不是評論其學術著作！

從戴某一句話可見這位教授若在課室內輕率用「好不幸」或類似的語言評說他的「舊生」／校友，他便犯了教授應有的教學專業要求，凡教授應該知道與應遵守的教學原則：可以用不同的理論角度，不同的學派學說向學生講解學識，絕不能用自己的偏好向學生施壓去接受什麼學派的什麼學說。否則學生在教授偏好的壓力下投其所好以求得到高分。反之，不接受教授偏好的學生因而失分或不及格，那不是學生的問題，是教授的問題，因此為了杜絕教授偏見／偏好的錯誤教學法，大學都有制度可讓學生投訴教授或有專門機制讓學生上訴。

戴對梁美芬的「好不幸」的人身攻擊若在學堂上講出來，學生便會受到重大心理壓力，要麼，挑戰他的評說，要麼服從他的說話，這一來，大學自由討論的風氣也就被扼殺了！

像戴大為這般妄加菲薄他人的風氣，在香港學界已愈來愈嚴重，最離譜的是法律學教授竟堂而皇之公然在香港各個大專院校召開「全城商討日」，以「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等謬論煽動學生參加非法「佔中」，培訓他們破壞社會秩序。這樣教人犯法的事竟然出自法律教授，難怪今天的大學生不少人目無法紀，犯校規、侮辱師長、禁錮大學行政人員、聲援立法會打架、衝擊執法人員等事情屢屢發生，究其肇因，正是因為有教人犯法、教人不尊重人的人存在於大學也！要端正其歪風，必須先端正其人，因此特花點時間公開揭發他們的劣行！

 

原圖：http://static.stheadline.com/stheadline/inewsmedia/20180402/_20180402085816677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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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大公報 2019-05-22評論 (作者授權轉載)

 

http://www.takungpao.com.hk/opinion/233119/2019/0522/291680.html
 

作者鄭赤琰為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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