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時任副主席鄒幸彤、時任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今日(3月6日)，終院裁定上訴得直。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評論裁決時，認為一眾涉案者只是「技術性」過關。

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於2021年9月，未有應警方國安處提交資料，終因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因而判囚4個半月。之後3人提出上訴，今日終院判處得直。

周浩鼎對於裁決，梳理案件的來龍去脈，表示警方合理地懷疑支聯會乃外國代理人，繼而採取法律行動，這本來是盡維護國家安全應有之義。

不過，終審法院認為利用《國安法》實施細則附件五的安排，直接採取法律行動的門檻較高，就是要清楚證明他們確實是外國代理人，而並非單是合理地懷疑。正因如此，周浩鼎直言這確實印證了《國安法》訂立，對於要確立相關指控，門檻亦是相當嚴格。

另外，周浩鼎又提及判詞中指出，如果只需合理懷疑，警方可以透過附件七的安排，即先到法庭申請命令。但因為今次警方選擇了用附件五的方式，沒有到法庭申請命令，直接向對方採取行動。因此，需要符合較高舉證責任門檻。

所以，周浩鼎認為既然舉證的門檻較高，那又牽涉到第二個問題，即是本案中最關鍵的公眾利益豁免披露。由於公眾利益考慮，內容可能另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秘密等資料，控方需要遮蓋大部分內容 ，而遮蓋之後，便會招致辯方未能夠得到一個公平的審訊。同時間，亦因為遮蓋內容，控方自己也會失去舉證能力。所以，終審法院裁定控方敗訴。

遮蓋內容所衍生的兩難，即是既要保障公眾利益，以及要滿足舉證責任，周浩鼎認為並不容易處理，甚至指出涉案者只是「技術性」過關，不會因判決而把支聯會演繹為奉公守法的良好組織。

其實，不但是在國安案件上，簡單如在社區安裝閉路電視，以助滅罪防罪，亦會引伸所謂私隱問題。明明「天眼」效用之大，有目共睹，可是總有人以陰謀論猜度，這就涉及對當局盲目的不信任。當然，在面對兩難時，當局、法庭，乃至社會也可以作出思考，但前提必然是以事論事，放下無必要的政治懷疑。

原圖︰星島日報、司法機構網頁、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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