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揭發，有考評局高層藉著其職權，竟在DSE歷史科與通識科試題中置入個人政治主張，並要求學生判斷其中是非。例如2014年的通識科試題：“透過示威遊行表達訴求有助提高香港人的生活素質。”要學生表達有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又如在2017年的歷史科試題引用“某團體”1982年的民意調查，其中稱七成受訪者期望香港維持“英國殖民地”現狀，要求考生“推斷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一項憂慮” 。
在DSE出現這種問題是非常嚴重，因為中學文憑試是要考學生學習得來的知識，但這例舉的兩個試題是在考學生的政治立場，只要學生的答案選擇是或非便表明了其政治態度的傾向。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無論是“燭光晚會”，或是示威遊行所出現的政治鬥爭非常尖銳，而且越來越走向極端，而學生參與鬥爭的情況也越來越普遍。在此情況下，學生在面對這種考題時，無可避免地要考慮到自己的答案會否影響到自己的分數。考試不以知識為指標，擺明要考學生的政治立場，難怪在“黑暴”中超過四成暴徒是青少年學生，從中不但看到DSE考試有考評局高層為考題把關，上樑不正下樑歪，教師群中會有人在教育工作中實行“政治掛帥”，當是無可質疑的事實，這在每年的“燭光晚會”中，或是“教協”恆常的政治表態，已可看到香港的教育已嚴重政治化。
媒體近日報導，考評局兩位高層竟然狂妄無知地在Facebook貼上非常荒謬內容，姓楊的竟發布一篇名為“我的第一次嫖妓”的文章，另一貼文竟稱：“沒有日本侵華，哪有新中國？忘本呀！”疑是姓盧的貼文索性更直接反特首林鄭月娥，叫囂“林鄭滾蛋”、“林鄭下台”。
作為政府高官，而且還是考評局高層，不守政治中立已是一種逆行，如此高調犯上作亂，更是違規行為。如果調查屬實，應該馬上解僱，當局更應調查其有無同黨同謀或參與暴亂，一旦有發現，要轉介警方跟進及檢控，公務員事務局還要研究剝奪其福利。
從這次揭發考評局高層的劣行來判斷，從通識教育科與歷史科考題順藤摸瓜，已摸到了不少不法分子，包括教職員、教師組織，以至負責教育的公務員。可見大批青少年參與暴亂被捕的情況，早已說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面對如此惡劣的情況，單從學生身上去思考問題，那是隔靴抓癢，抓不到癢處，要更全面去考慮問題，一定不能漏掉學校的教職員問題，也不能漏掉負責監管教育工作的官員，甚至還要進一步去抓緊教科書的編寫出版與其審查的職責。當然平時學校考試題與DSE的考題都要嚴格考核。
過去港英時代對歷史科教材與時事問題都有嚴格的監管辦法，例如歷史科涉及清朝後的歷史都不列入教材，因為清後的歷史是活的歷史，容易引發爭議，不宜在學校當教材來教。至於時事問題更是見仁見智，是非莫衷一是，不適宜拿去課堂上討論。想不到港英之後“茶還未涼”已將過去這些禁忌毫無顧忌搬到課堂去大肆“炒作”，更要不得的是特區政府的教育官員不把關則已，還自己帶頭作亂，這也就說明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部分官員以及公務員，不但沒善用港英留下來的製度，做好特區政府的管治工作，正確實踐“一國兩制”；現在連最起碼維持管治效率也做不到，教育部門卻容忍個別教師進行當年港英也不敢明目張膽推行的反中教育工作。
去年的“修例風波”演變成全面“反中亂港”，部分人甚至還明目張膽宣揚“港獨”，這種轉變已充分說明單是講“一國兩制”沒意思，只講“港英留下來的制度不變”也沒意義，還要保證港英管治行政與決策辦法不變，港英時代的香港行政與公務員不能過問政治，更不能評論英國、港英政府管治香港的是非。
而基本法第43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今後不論誰當上特首，都要做好港製不變，管治工作也要不變的大原則。
原文轉載自：大公報 2020-05-16 評論 (經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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