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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五四運動 促成國家的自主 推動文化的發展 值青年紀念學習

胡少偉 2019年04月11日 15:00

胡少偉:「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年,是一個值得香港青年學生和各界紀念的日子。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改變了當時中國的政局,深化了新文化運動,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使四萬萬的中國人在70年前站起來,繼而有今天14億中國人將步入全面小康之富。只要當代中國青年人好好地學習五四的愛國精神,中國在這世紀完民族復興夢強起來相信必定成真!」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是一個值得香港青年學生和各界紀念的日子。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改變了當時中國的政局,深化了新文化運動,催生了中國共產黨,使四萬萬的中國人在70年前站起來,繼而有今天14億中國人將步入全面小康之富。只要當代中國青年人好好地學習五四的愛國精神,中國在這世紀完民族復興夢強起來相信必定成真!

回顧19世紀末年,由於甲午戰爭的失敗、清朝腐敗不堪和外國列強的侵略,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陷入嚴重的民族危機,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率先選擇革命救國的道路。孫中山於1894年在檀香山組成興中會,提出推翻清王朝,主張國家創立合眾政府。而康有為、梁啟超於1898年領導戊戌變法,主張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但僅持續百餘日,戊戌維新遭廢除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斬。隨之發生的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的入侵,北京城被佔領,圓明園被燒,刺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要救國,必須推翻清政府。20世紀初一批反清的革命團體出現,發動多次反清起義失敗後有些領導人逃往國外。由孫中山和黃興聯合宣導,流亡到日本的革命黨人於1905年在東京成立同盟會,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同盟會成立後發行《民報》揭露以慈禧為首清政府禍國殃民的罪行,抨擊君主立憲主張,鼓動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由於西方帝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列強為壯大自身實力,企圖瓜分世界和中國;清末的《時局圖》深刻揭露這現象。1908年底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後,三歲的溥儀繼位。清政府1911年5月下令實行鐵路國有,奪取民辦鐵路轉賣給列強,並拒不歸還商民集資的股金,激起民憤;在與鐵路權益有密切關係的立憲派士紳和革命黨人的鼓動下,全國形成保路風潮。當清政府由湖北抽調新軍入川鎮壓民眾時,共進會和文學社趁機於10月10日發起武昌起義,一舉攻佔總督衙門。隨後兩個多月帶動各地的革命,使其擴大為辛亥革命,清朝統治呈現土崩瓦解。12月2日革命軍攻佔南京,長江上下游革命勢力聯為一氣,南方各省均告獨立。16個獨立省份組成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1912年1月1日成立,孫中山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南京為臨時首都,並以五色旗為國旗,象徵五族共和之意。自1842年英國迫戰敗的清政府簽訂《中英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國家領土完整遭到破壞。到清政府1911年結束統治,70年間清政府簽訂700多份不平等條約,累計欠列強賠款超過13億兩白銀;以當時國庫年收入8000萬白銀計,欠賠款相當於17年全國收入的總和。同時,自1845年英國從《上海租界章程規定》中取得第一塊租界後,至1902年奧匈帝國設立天津租界,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行在中國獲取27塊租界,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並設立該國人的合法居住地。被佔領土方面,從鴉片戰爭爆發到清朝滅亡間,清政府被侵吞的領土為336萬平方公里。從上述數據中可見,中國當時被西方帝國殖民的苦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勸說下,宣統帝母隆裕太后代替溥儀發表《宣統帝退位詔書》,中華民國正式取代大清帝國。孫中山於1912年4月辭任臨時大總統。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於1913年就任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臨時政府遷京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政權建立。不久,袁世凱下令取締國民黨和秘密組織,並廢止《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世凱於1915年更稱帝並改國號為中華帝國。由於恢復帝制不得民心,在全國反袁浪潮下,袁世凱被迫於3月22日取消帝制,恢復中華民國;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皖系軍閥段祺瑞以國務總理身份把持北京政府實權。徐州軍閥張勳於1917年以調停為名,進北京擁戴溥儀復辟,史稱「張勳復辟」;但復辟醜劇只持續12天。段祺瑞其後再執政北洋政府,拒絕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召集國會;而為向日貸款,段祺瑞承認了日本在山東特權。雖然民國成立多年,但在軍閥的把持下,中國政局依然不穩,列強仍然在境內實行殖民管治,中國人民生活改善不大。

20世紀初各帝國在重新劃分勢力和爭奪殖民地問題上矛盾激化,兩個集團從1914年開始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一戰結果是以英、法、俄為首的協約國(日本、美國隨後加入) 打勝,同盟國德、奧遭到慘敗,被迫投降。日本利用歐洲列強忙於一戰廝殺,暫時放鬆對中國侵略,奪取德國從清政府攫取在山東的權益。日本政府於1915年曾向北洋軍閥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死後,日本又扶植段祺瑞政府,並通過「西原借款」和巨額貸款,獲得了連袁世凱也不敢讓的權益。段祺瑞於1918年5月和日本簽訂《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使日軍可在共同防敵的名義,大批開入東北和蒙古地區並可指揮中國軍隊。這打破了一戰前列強共同控制中國的局面。再者,一戰喚起各國人民的覺醒,推動多地革命的發展。在俄國,工人和士兵於1917年3月發動武裝起義,推翻統治俄國300年之久的羅曼諾夫王朝。在列寧領導彼得堡工人群眾於1917年11月7日發動武裝起義,推翻臨時政府。第二天,全俄工農兵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列寧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其他一系列維護工農利益決議案。隨後,俄國蘇維埃政權在各地相繼建立。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鼓舞中國人民和先進分子,使中國人感覺到列強的帝國力量並不是不可戰勝的,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不再是孤立無援的。

辛亥革命後,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矛盾激化;袁世凱上台後,軍閥勢力繼續利用封建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維護統治。新文化運動把矛頭指向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特別是被袁世凱所尊奉的孔教;當時西方思想的傳入,中國人認定國家積弱與傳統守舊迂腐思想有關,主張破舊立新。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改稱《新青年》,舉起「科學」和「民主」旗幟,猛烈抨擊封建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文化把反對封建政治制度和倫理道德結合,形成一場空前的反封建進步運動,並指出擁護共和國體就必須反對封建倫理。其中,胡適、陳獨秀等人提倡新文學,力主不用文言文,以白話文作為思想溝通與知識傳授工具,藉此提高國民的知識,促使國家走向富強。1917年1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上任伊始即對保留著濃厚封建教育傳統和陳腐校風的北大進行改革;他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延攬有真才實學的學者,陸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人物執教北大,實行民主辦學,鼓勵學術研究、出版刊物和開展社團活動。這些改革培育北大新風,為各種新思想在中國傳播創造條件。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李大釗於1918年11月發表《庶民的勝利》、《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等文,代表中國先進分子的新覺醒。新文化運動不僅為五四愛國運動作思想準備,同時隨著運動發展,使社會主義思潮逐漸代替資產階級思潮而成為中國的主流。

第一次世界大戰亦使得西方帝國的矛盾和弊端暴露無遺;通過這場戰爭,中國先進分子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失去光明前途,由此對西方制度進行反思和批判。再者,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歐亞革命浪潮的高漲,為人民革命的興起提供了時代條件和國際環境;在這種情況下,李大釗用唯物史觀認識和分析中國歷史,向封建史學和當時頗有影響的歷史進化論提出挑戰,從而使新文化運動有新發展。與此同時,民國建立後,國人愛國情緒日增,然而國內政治卻未見改善,列強入侵仍未停止,如蘇俄逼使外蒙獨立,英國覬覦西藏,日本侵擾山東等,皆令國人敵愾同仇,民族自覺自主意識日漸增強。再者,自一戰爆發中國工商業本有漸次發展的機會,惟日本卻乘機加強經濟侵略,嚴重影響國計民生,引起不少國人不滿,抵制日貨運動此落彼起。日本於一戰爆發時藉口對德宣戰,攻佔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去德國在山東強佔的權益。一戰結束德國戰敗,戰勝國於1919年1月18日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作為協約國成員參加一戰,理應是戰勝國之一,但在和會上得不到戰勝國應有的地位。北洋政府代表在會上提出歸還一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在山東的權利,廢除日本強迫中國簽訂的《二十一條》,並將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收回,各相關要求均遭拒絕。在英法意等列強操縱下,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對這喪權辱國的《凡爾賽條約》,北洋政府居然準備簽字承認。巴黎和會處理不公消息傳回中國,外交屈辱舉國震怒,群情激憤,以學生為先導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

1919年5月4日下午,由北京大學等13所北京高校的3000多名學生,衝破軍警阻撓到天安門前集會,舉行遊行示威,高呼「還我青島」、「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等口號,發表演說反對帝國主義,要求懲辦曾出賣國家主權向日本大量借款的官員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並要求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遊行隊伍後向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進發,遭到使館巡捕的阻攔,憤怒學生轉而來到趙家樓,衝進曹宅後沒有見到曹汝霖,只見到章宗祥,於是將他痛打一頓,還放火燒曹宅。在抗議運動中,教育部官員和軍警先後到場干涉,當場逮捕三十餘學生。北京學生立即號召實行總罷課,並通電全國,以示抗議。這場學生愛國運動隨後得到了工人和各階層人士的聲援,各地媒體大量報導運動詳情,擴大了愛國輿論的陣地。當時在上海的孫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曾任袁世凱政府工商總長的著名企業家張謇給徐世昌、段祺瑞等官員發了電報,說政府應該考慮怎樣解決外交失敗,而不是對付學生。長沙各學校學生舉行「五七」國恥紀念遊行,軍閥吳佩孚則聯合湖南各派將領發表通電,希望北洋政府聽取。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為營救被捕學生四處奔走。北洋政府在壓力下於5月7日釋放被捕學生,但又下達繼續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1919年6月3日北京各校學生分組出發到街頭演講;6月4日更多學生進行宣傳活動,兩天內竟有近千學生遭到逮捕,從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上海人民首先起來,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大力聲援北京學生。上海工人從6月5日起發動了有六萬多人參加的大罷工;南京、天津、杭州、濟南、武漢等地工人先後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北洋政府知眾怒犯,不得不於6月6日釋放被捕學生。10日宣佈批准曹、章、陸三人辭職;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在巴黎參加會議的中國代表於6月28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勝利地告一段落。雖然中國代表並未簽字,但日本仍然霸佔山東的權益。直到1922年,中日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日本才將青島交還中國,但仍控制膠濟鐵路。不管如何,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一場思想啟蒙運動,喚醒民眾對於國家獨立自主的追求,對中國命運的思考及實際的發展有深遠的意義。

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五四運動中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開始深入工人群眾,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從組織上和思想上作了準備。1920年初李大釗、陳獨秀等開始建黨的探索,4月俄共西伯利亞局派維經斯基等來華瞭解情況,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他們先在北京會見李大釗,後到上海會見陳獨秀商談建黨問題, 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同年10月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接著,在湖南、湖北、山東、廣東等地相繼建立黨的早期組織,同時在法國和日本也由留學生中的先進分子組成黨的早期組織。為了廣泛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建黨思想,1920年9月上海發起把《新青年》雜誌改為黨的公開刊物;同年11月創辦《共產黨》月刊,在全國主要城市秘密發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史上第一個黨刊。1921年3月在俄共遠東局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召開了中國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發表關於黨的宗旨和原則的宣言,並制定臨時性的綱領。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等到上海,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首天會議因突遭法國巡捕搜查被迫休會。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等,從上海乘火車轉移到嘉興,再從獅子匯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島,最後轉登王會悟預訂的遊船,並在遊船中莊嚴宣告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給中國革命指明了發展的方向。

與此同時,五四運動後中國出現四十個新興的文藝社團,為中國文化帶來新元素。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形成一場前所未有的啟蒙運動,在破舊立新的思想感染下,當時中國人厭惡傳統禮教,許多知識份子宣揚西方民主自由的可貴,並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令中國傳統文化受到很大的衝擊。五四運動使新文化運動更為普及化,反其一成就是提倡學校以白話文教學。白話文即古代市井白話,如《西遊記》、《水滸傳》等小說是用白話文寫作的,但是直至晚清白話文始終只是作為一種市井語言,難登大雅之堂。不少學者為了讓更多中國人看懂書面文字,都主張書面語同口語相一致。如在維新期間黃遵憲引俗話入詩,宣稱 「我手寫我口」;裘廷梁認為「白話為維新之本」,發出了「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在維新學者的理論中,白話是用於解決社會政治危機要求下的文化普及問題;但直到辛亥革命前,還沒有人自覺地去實現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個變革。20世紀北洋政府執政期間政治腐敗,社會危機嚴重,這時社會要求向西方學習的呼聲高漲,而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一批海外留學生歸國,帶來了全新的西方思想,一場文化變革勢在必行。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文學改良的八點建議,吹響了白話文運動的號角。錢玄同最先把反對文言文同反對 「獨夫民賊」聯繫起來,並在陳獨秀、胡適強調文學革命的時候,第一個考慮到應用文的改革。1918年 1月《新青年》實現自己的主張,全部改用白話文;同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標誌著白話文運動在文藝方面的突破,是中國第一部白話文文章。是年底,李大釗、陳獨秀創辦白話週刊 《每週評論》,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等創辦白話月刊《新潮》。不久,魯迅指出白話文應該是「四萬萬中國人嘴裡發出來的聲音」,這就把白話文放在現代中國人口語的基礎上。各種白話文口號提出後,遭到一些支持文言文學者的攻擊;如南京東南大學教師胡先驌認為白話文「隨時變遷」,後人看不懂。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等據理駁斥,引起一場關於白話文和文言文的論戰。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爆發,白話文運動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1919年國語統一籌備會開第一次大會,劉複、周作人、胡適、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等提出《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的議案;一年之內白話報至少出了400種。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命令小學教科書改用白話文,新文學的團體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相繼成立。1921年以後,胡先驌的《學衡》雜誌、章士釗的《甲寅》週刊,為迎合封建勢力復辟,先後對白話文進行反攻。共產黨與國民黨當時合作進行反封建的鬥爭,在文化上以《嚮導週報》、上海《民國日報》等為陣地,共同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至此,白話文運動在中國取得較顯著的效果。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不但在文體上改革,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亦促進了其後的國語統一以及漢字改革的發展。

五四運動在文化方面,促成了中國白話文運動,孕育了簡體字和漢語拼音的發展,影響了當代全球華人的語言表達和文字運用。除此之外,五四運動更重要的是改寫了中國的歷史。正如習近平國家主席於2018年講話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五四運動孕育了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的成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從1922年1月香港海員罷工到京漢鐵路工人於1923年2月罷工,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工人運動出現反帝愛國高潮。在國共第一次合作下,國民黨黃埔軍北伐成功;惜蔣介石於1927年發動「四一二」政變,打擊中國共產黨;及後,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創建中國紅軍,開闢農村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走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並進行了人類軍事史上奇蹟二萬五千里長征。同期,日本於1931年發動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面對民族存亡的危機,中國人民十四年來冒著日軍的炮火前進,抱萬眾一心血戰到底的信念,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愛國抗日篇章。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發動內戰,調集三路兵力集結在延安周圍,共產黨中央機關和部隊於1947年3月被迫撤離,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人民解放軍於1947年6月底開始反攻,從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發動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消滅國民黨軍隊的主力,並於1949年4月渡江作戰,23日解放南京,推翻國民黨的統治。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於1949年9月召開,標誌著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國由一個半殖民地社會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是靠數代人的努力和先烈們的犠牲,中國人才可於1949年10月1日開始站起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標誌著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國家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運動,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但於1958年輕率地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撕毀經濟技術合作協議,造成國民經濟自1959年至1961年的嚴重困難。六十年代中,全國更陷入文化大革命中,十年浩劫使國家經濟接近崩潰的邊緣。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果斷地停止以「階段鬥爭為綱」的錯誤方針,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並初步提出改革開放的國策。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是國家工業化與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同步發展的過程,2017年國家三產結構比例分別為7.9%、40.5%和51.6%;第三產業比重自始超過第一、第二產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力。在改革開放期間,中國政府分別於1997年和1999年對港澳恢復行使主權,按照「一國兩制」原則先後成立港澳特區,實現長期以來中國人收回港澳的共同願望,同時了結國家自1842年起淪為半殖民地社會的屈辱,並有效地推動國家統一事業的發展。幾代領導人探尋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在全國人民長期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下,使中國經濟從一窮二白到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國家亦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小平。同時,國家創造了二戰後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奇蹟,已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國家統計局發佈資料顯示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超過90萬億元,按平均匯率折算總量達13.6萬億美元;據2018年末全國人口13億9538萬人計,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整體上,中國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富裕社會。

當前國家教育現代化推進,2018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4.2%,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達88.8%;14億人民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全國適齡學生教育得到接近普及,其起點也是百年前五四運動的教育救國想法。這個由北京大學學生亦即青年所發起的愛國運動,影響了其後全國愛國運動的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現稱國務院)於1949年12月宣佈以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五四是中國青年的節日,在慶祝青年節和纪念五四百周年的同時,大家應鼓勵時下香港青年理解五四運動對中國政局和文化發展的影響,學習那一代中國青年愛國進步的熱誠,不浪費青春地承擔改革社會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責任。當中不能不補充的是,五四當年有些新文化倡導者在思想上存在著絕對肯定或否定的偏向,把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對立起來,表現為在某些問題上否定中國傳統的一切,而忽視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不善於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糟粕加以區別,而把復雜的文化現象作簡單處理,缺乏科學的分析和批判能力。這點與當前提倡傳承中華文化和培養文化自信,存在一些不適切之處。盡管如此,百年前五四運動的鬥爭,當年方向畢竟是正確的,並有力地打擊和動搖了長期以來封建思想的統治地位,喚醒了那一代青年,使中國當年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受到一次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為適合當時社會需要的新思潮創造環境,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使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並由中國共產黨帶領着幾代中國人實踐國家自主和社會改革。

當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前景,為了完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共產黨於十九大清晰擘畫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基礎上,奮鬥15年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再奮鬥15年把國家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相信在包括港澳台的全國人民持續努力及海內外華裔僑胞的支持下,新時代中國社會將發揚五四運動青年愛國的精神,同心共力地把國家建設得更富裕和更強大,並能更好地與各地人民構建人類民運共同體。

原圖:
http://paper.wenweipo.com/2019/04/03/YO19040300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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