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好地投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區政府經廣泛諮詢後，於2026年9月16日公佈首個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規劃。在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下，做一個「有為政府」，為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加快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角色，並訂下香港中長期發展戰略，明確發展任務、策略重點和實現路徑，提出可操作政策措施和重大項目。有些港人當下卻憂慮，特區政府過度學習中央施政，怕香港社會的特色越來越少。筆者對此不敢茍同，只要大家學懂香港在國家近現代史的角色，便會發現香港的發展一直與國家時局呼應！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0年英國人發動鴉片戰爭，英國強迫戰敗的清政府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經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又迫清政府於1860年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及於1898年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強租新界至1997年6月30日；香港全境從此被英國佔領並受殖民統治至回歸日。香港1842年的割讓反映了清朝國力衰弱和列強侵略的史實，成為中國近代「百年國恥」象徵，亦成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
十九世紀後期，香港處於英國殖民統治下，華人佔社會的大多數，逐漸成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心。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學生在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從對比中看到國家未踏入現代化，拓展眼界革新思維，並在此提倡新政變法。較著名的王韜居港20年，於1874年在港創辦《循環日報》，撰寫大量政論文章宣傳改良的思想，其中有些主張獲康有為等參考並收納於1898年戊戌變法中。而與維新運動關係密切的何啟和胡禮垣，在港合撰系列政論著作，包括《新政論議》、《康說書後》、《新政變通》等；兩人力倡變法自全、對抗外來侵略的《新政真詮》於1902年在港出版。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的孫中山，17歲時(1883年)負笈香港讀書，1887年入讀香港西醫書院，在學期間交遊廣濶，尤與楊鶴齡、陳少白、尢列倡談革命，被人冠以「四大寇」。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曾稱：「香港是我知識之獲得、革命思想之發源地。」他於1895年在中環士丹頓街成立了香港的興中會總會，為反清的聯絡站並籌集起義經費，他又派陳少白於1900年在港創辦第一份革命報章《中國日報》，作為反清的宣傳工具。孫中山在港宣傳反清革命、建立革命團體、策劃武裝起義、籌集革命經費，令香港成為推動辛亥革命基地之一。從上述三個史實可見，香港為國人接觸西方的窗口，對當時國家的維新與革命有推動作用，為國家近代思想啟蒙和文化發展提供了養份。
辛亥革命後，香港華人精英及社團關心國事，熱心支持民國革命事務，至1912年7月的半年多中，香港華人社團向廣東軍政府提供200-300萬美元的資金。1919年五四運動後，香港工人積極投身全國工運之中。1922年1月香港海員因資方拒絕接受工會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在中華海員工會領導下舉行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五卅慘案」後，引發全國多地的反帝國主義愛國運動，中華全國總工會提議於當年6月中旬發動省港工人一起罷工；香港於6月19日率先爆發大罷工，全港海員、電車、印刷工人罷工後，其他行業的工人相繼而起，半個月內在港參加罷工的近20萬人。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這兩個工運可見，香港基層與國人是同呼吸共脈博的。與此同時，香港憑藉著地理形勢，當年已成為外國前往中國貿易的南大門，在1927年就錄得29,052艘船隻進出香港，轉口貿易為香港當時經濟的中流砥柱；此時期，香港與國家的經濟關係已是緊密的。
中日戰爭初期，不少文化界人士、學者和企業家南遷居港，香港是中國對外聯絡的窗口、抗日物資轉運站和宣傳基地。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共中央1938年1月在港設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以爭取國際社會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物資援助。期間，香港社會組織眾多支援抗戰籌募活動，其中1938年的救國獻金運動，有76個商團於當年10月聯合募集寒衣36萬件、司機工會捐獻救護車及藥品並開車送往桂林捐給八路軍。由宋慶齡成立的抗日組織保衛中國同盟，於1941年聯繫中外人士在港推動「一碗飯運動」，數以千計捐款者只吃一碗飯，卻付出在餐館吃一頓的價錢，捐交中國工業合作社用以工代賑的方法，救濟華北災民和戰爭難民，以解決傷兵難民的生活問題。日軍1941年12月佔領香港後，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發出特急電報，要求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等想盡一切辦法，把困留在港的幾百位全國著名民主和文化界人士搶救出險境，轉移到抗日後方的安全地帶；這大營救保護了中華文脈、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留存有生力量。由新界原居民於1942年成立的港九大隊，是抗日東江游擊隊的一部份，先後在元洲仔、元朗、錦田、新田以及大澳等地襲擊日軍，還深入日軍佈防嚴密的市區散發傳單，組織群眾破壞敵人的交通運輸。港九大隊在拯救英國和外國人士上也扮演角色，其中對盟軍最大貢獻是搶救了8名被日軍擊落其機而跳傘的美國飛行員。可見，香港各界在抗日時期，包括日佔前後均與國人一道抗日救國。
二戰後國共內戰時期，由於內地持續動盪，大量商人移居、資金流入香港；香港轉口貿易進一步發展，金融業日漸繁榮，成為華南地區重要商業中心。同期，大批文化人士、學者和新聞工作者聚集香港，使香港成為當時世界華人的文化中心。香港當時人口迅速增長但僅有一所大學，中共周恩來、董必武等倡議在港設立一所文科大學，促成了達德學院於1946年在港成立。達德學院任課教師六十餘人，結集眾多戰後南來文人學者，應邀到達德作專題演講的也有近六十人；期間任教主講而又名聞海內外的文豪名儒，包括：李濟深、陳其瑗、陳此生、沈志遠、鄧初民、章伯鈞、郭沫若、千家駒、侯外廬、鍾敬文、胡繩、司馬文森、喬冠華、夏衍、曹禺等。達德學院學生來自五湖四海，既遍及內地省份，亦有海外學生，停辦時在校僑生百多名。由於該校教導學生追求真理、報效祖國，港英政府於1949年2月撤銷其註冊；學院停辦後，師生多返回內地到閩、粵、贛或北京等地從事財經、文教工作。在港育才二年多的達德學院，既安頓當年南下避難的文化人，亦為國家建設培養幾百位實用人才。
在收復延安和城南莊會議後，值國統區北平、天津等地爆發愛國民主運動之際，中共中央於1948年5月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港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迅即響應。毛澤東於同年8月1日電復在港的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等12位著名民主人士，邀請他們北上參加新政協共商國是。為籌建新中國，周恩來指示從香港分批接送李濟深、蔡廷鍇、沈鈞儒、何香凝、郭沫若、茅盾、馬寅初等人北上參會。整個運送歷時一年，20多批千名居港者先後抵達北平和解放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於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開，參加首屆人民政協全會共600多人，其中獲護送從港北上的有110多人（佔總數約六分之一）；這政協全會通過相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並選舉產生國家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組成人員，為會後翌日成立的新中國作了必要的準備。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揮師南下，10月17日抵香港北部邊界按兵不動；解放軍勒馬深圳河畔不開進香港，是黨中央對當時國際局勢及香港問題的判斷，「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方針說明建國初暫不收回香港的思路。港督葛量洪收到了中共通過秘密途徑傳來維持香港現狀的「三項條件」後，在《華僑日報》刊登「毛澤東已保證香港地位安全，英國年內承認中共」的消息。新中國成立後，英國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1月6日與中華民國斷交。因朝鮮爆發內戰，美國組16國聯軍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中共中央於1950年10月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決定，志願軍苦戰三年終迫使侵略者停戰。期間，香港愛國人士組織船隊向祖國輸送了汽油、橡膠、藥品、棉花等戰略物資，打破西方國家對祖國的全面禁運；多批香港戰地記者奔赴朝鮮前線報道、以筆伐敵，也有一群培僑中學校友加入抗美援朝志願軍隊伍。可見，有港人在抗美援朝時一起守護國家安全，為「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作出一份貢献。
1972年3月10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在聯合國反殖民地特別會議中，表明港澳兩地是被英葡佔領的中國領土，不能等同於其他殖民地，聯合國無權討論。香港自古就是中國領土，在政治方面，不管是當年鴉片戰爭使香港被佔期，抑或是中英談判後香港回歸祖國，香港的政治與國家歷史上緊密相連。1979年香港前途問題提出後，國家表明收回主權，在港行「一國兩制」。面對風雲變幻的國際時局，不少港人喜唱愛國歌曲以表達盼望回歸祖國之心。1982年戴卓爾夫人訪華後，到港打「三條條約有效論」牌，激起了中大和理工學生到布政司署門前示威，高舉「侵華條約不容肯定」橫額，要求安排當面向英首相抗議。在起草《基本法》期間，兩地草委親密合作、群策群力，香港還成立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吸納社會各界對《基本法》的意見。後過渡期時，香港與內地關係發展一日千里，不論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關係發展迅速。1997年7月1日零時，當人民解放軍跨過深圳河踏上香港土地時，不少香港同胞冒雨夾道歡迎，高唱國歌歡呼「香港回家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標誌了中國近代史「不平等條約」時代的終結，全國上下在中華民族復興路上踏前了一步！
在粉碎「四人幫」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實行改革開放；國家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國家過去二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進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為中華民族復興開闢了前景。改革開放之初，不少港商敢為天下先，北上設廠與內地形成「前鋪後廠」的關係；1978年香港出口至內地僅佔總出口額0.2%，至1990年劇增為21%，兩地經貿緊密相連。一批又一批香港企業家和各行業人才投身改革開放，不僅為國家開放早期提供了寶貴的資本，亦為內地帶來人才、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聯通世界的渠道，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改革開放首卅年，香港社會較內地富裕，不少港人在救災、濟困、慈善、環保以及教科文衞體等領域捐款捐物，展現了守望相助、血濃於水的骨肉深情。在「一國兩制」下，回歸後的香港持續穩定地發展；當前香港與內地經貿關係更加密切，截至2024年底香港對內地投資累計17,553億美元，佔全國總額56.8%；同時內地在港的直接投資額累計19,208億美元，佔總額61.2%。2025年香港是內地第二大貿易夥伴，香港是年轉口貨物60.0%以內地為目的地；同時，香港也是內地企業重要的離岸集資中心，截至2025年底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有1,552家，總市值約為4.8萬億美元，佔全港市場總值的79%。可見，香港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好伴侣。
回顧香港在國家近現代不同階段的發展，都有其獨特的角色，包括：民族屈辱的見證者(鴉片戰爭後被割讓並見證回歸祖國)、現代化的窗口(引入啟蒙思想、西方科技與商業文明)、革封建命的搖籃(孫中山及革命黨人的活動基地)、抗日救亡的重要戰場(對外宣傳抗日及港九大隊活動)、中西交流的橋樑(經濟、文化與人才交流樞紐)、立國初期的支持者(響應召開政協、護送代表參會與支持抗美援朝)及改革開放的好伴侣(早期投入資金技術並與內地經濟互聯互通)。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落實《十五五規劃綱要》和統一台灣去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並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前，香港上下應延續先輩的家國情懷，貫徹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發展策略，落實好「南金融、北創科」的構想，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地投入國家發展大局，擔當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造福港人、貢獻國家、為世界發展出一分力！
作者：胡少偉(教聯會副會長)
（文章為作者的個人意見，並不代表《幫港出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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