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由亂到治而興、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特區的亂局已被敉平並正重回「一國兩制」的管治正軌，但管治質素卻受一些低級疏失錯誤所拖累，令致改革訴求四起，矛頭指向問責團隊及政務官（AO）體制，匡正管治綱維、振提政務官績效，頓成當前要務。然而，改革不是「獵巫」，而是對人、對事、對制度的檢視整治，並從制度和技術層面，提高管治質量，提升權責擔當，實現良政善治。

港英創設的政務官體制，本身並非完美也不存什麼政治理念，純粹是為配合英國對香港越洋管治而布置的制度「工具」，卻對瀕處政治漩渦的香港適切可行，因而在香港回歸後仍繼續沿用。然而，飽嘗政經民生風暴的熬煉，原有的光環和神話已黯然消褪，制度的框架可以保留，但其理念、體制和人才等方面，都需要進行全面檢視和補正，以迎接特區撥亂反正、陸港共融的發展新勢頭。

第一，在制度設計上，回歸前後的政務官體制，同是為了方便實施行政主導管治，但其績效卻有明顯的差異，關鍵在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都是回歸後才獲授予的管治新權力、新模式，惟既欠經驗，前瞻預控又不足，更未作適時改進完善，令致作為行政主導的駕馭控管能力遽減，無力遏阻「反中亂港」的劣質政治文化在社會和校園扎根，更讓反對派公然進入管治架構。期間的人為失誤不少，但整體而言仍屬制度自滿的問題，尚未算是人的問題。

第二，新時代呼喚新擔當，新時代要有新作為。為了強化和完善特區管治，問責官員有責任做好領導和監管的職責，樹立重實幹、重實績的用人導向，貫徹「愛國者治港」、「能者居之」和「權責一致、錯責相當」的基本原則，強化制度意識，層層落實責任，嚴格推動精準問責和技術治理，及早展現政績，恢復社會的韌性與活力，並且全心全力去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

第三，政務官經考試招聘，之後獲安排在外地進修及在決策和執行部門輪替任職與接受考核，再按程序憑表現地如拾級晉升，他們的個人能力、社情掌控、國際視野和處理經驗等都毋庸置疑，惟他們不具政黨背景，亦一貫以行政管理為主，缺乏獨當一面的政治決策經驗；更有部分政務官執迷於西方的管治價值，或官僚化的「打好份工」心態，犯上輕忽顢頇、卸責避事，甚至抵制逆反等個人問題。要糾正近年的管治亂局，有需要端正和強化公務員團隊，對失職失責者嚴懲不貸，並要加強督導政務官的價值觀、政治忠誠、責任倫理，又應開放外部競爭，設置破格內部提升的機制，以便激活政務官團隊的良性競爭意識。

第四，問責的精神並非僅止於官員任免，而在於承擔責任、汲取教訓，因而應制定績效指標和獎懲機制，建構一種精準問責的思維和文化，推動積極有為的施政管治，真正做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促進一方工作的最終目的。

作者為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原文轉載自：港人講地 2021-11-17 評論 (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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