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監警會公佈報告，早前受聘專家小組的Clifford Stott在社交網站上形容監警會報告是傳播「新真相」。
Stott教授是英國Keele University自然科學研究院院長，也是去年受邀加入專家小組的成員之一。不過受聘不久，他在接受外媒專訪時就曾高姿態批評監警會權力不足。諷刺的是，筆者在他未正式接受委任之前，曾親身與他見面，他非常清楚香港監警會的權力不同英國，還打趣監警會是一只「無牙老虎」。既然Stott教授一早就認定監警會權力不足，為何會願意接受這份顧問的委任？監警會是不是「無牙老虎」，民間自有公論，但是教授在認定監警會權力不足的前提下，仍然選擇接受委任，而在履任三個月後卻以此為藉口不辭而別，於法不顧，於理不合，於情不容。筆者不願揣度其退出的真正動機是否涉及報酬，但是對於顧問委任協議，就算沒有酬勞，在法律上都會受到不容反悔原則的限制，因為監警會失去了找其他人的機會。在沒有知會委託人的前提下，單方面不辭而別的行為構成違約。雖然大家都有言論自由，但其退出後毫不避諱地對傳媒披露內部信息，違反代理人對委託人的受信義務和保密責任，監警會可以保留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
在監警會報告發佈後，Stott教授揚言將要自行公佈報告。筆者對一位僅到訪香港四日的英國學者，如何能夠寫出一份持平公正的報告表示懷疑。同时，筆者對其在Twitter上「我可以自由運用監警會和我自己的資料」的言論提出強烈質疑。國際小組曾在辭職前聲稱在搜集及分析資料方面取得進展。在擔任顧問期間，所有小組成員搜集、研究的一二手數據都是屬於監警會的機密資料，理應不得外洩。這些資料的專有及機密性質不會因為監警會公佈報告而消失，因此Stott教授現在依然受到保密條款或保密協議的約束，不得自由使用這些數據。 在UCSD vs. USC, Paul Aisen, et al. (美國案例)一案中，UCSD對一位離職的研究人員Aisen提出訴訟，因為Aisen于離職後帶走了其參與研究的數據，結果UCSD獲得五千萬美金的賠償以及公開道歉。筆者想要強調，即使Stott教授利用在港的四日時間，採訪示威人士、警察等對象而獲得研究數據，監警會作為其委託人，在法律上，仍然擁有這些數據的所有權。如果沒有獲得監警會的許可，Stott教授無權使用這些數據。
監警會與Stott教授在法律上構成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關係。依據普通法，代理人行事須以委託人的最佳利益為依歸，並且對委託人負有受信責任。Stott教授現在揚言要自行撰寫一份報告，筆者合理懷疑他想用自己的報告與監警會的報告相比較，趁機影射監警會報告的公信力不足。如此行為將會很大程度上損害其委託人的利益，並且有很高的風險洩露有關委託人的機密資料。
綜上，所謂「聽其言，觀其行」，筆者個人認為Stott教授在獲得委任後，佔盡美譽，但其後來的言行卻處處針對香港政府，影射監警會，完全看不到其對委託人利益的維護，實在有負監警會所託，戲弄全港市民，令人不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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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錢志庸為執業律師、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