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前，城市大學一名黃絲副教授在城大中餐㕔公開責駡一群大學生，原因是他們公開大聲「講粗口」。現今很多年輕人講粗言穢語很多時候不只是渲洩不滿，更將粗口視為自己成長的表徵，積非成是就變了年輕人的次文化。部份原因歸功於電檢處，准許低俗粗口電影瘋狂地進襲香港。

當然「講粗口」跟年輕暴徒的出現是有點兒風馬牛不相及，但背後的意義是近二十年的年經人一直欠缺權威的束縛。在現今香港，孩子受父母放縱，欠缺親人關顧，或大、中、小學老師權威低落等因素都促成一群年輕人個性偏激，獨斷獨行，沒大沒小。但是，事情不單單是社經因素使然，制度漏洞更是問題的主因。

一個鮮為人所關注的議題就是本地大學教育制度的失誤。事實擺在眼前的是香港的大學生學習能力大大落後於亞洲地區的同輩。前一陣子，研究所得香港學生的閲讀和數學能力不停倒退。大學高層也很清楚近十年DSE學制下讓高中生自由選修非核心科目的弊處，例如有志於大學選修理工科學生在DSE課程時已經放棄選修數學單元延續一或二（M1 和 M2)，這樣導致香港學生選修這門課的比率在亞洲四小龍中位於榜末，試問香港什能培養高科技人才？

激進的大學生更沉醉於組織學生會等上莊活動，各個泛民政黨便看準機會定期吸納他們作為「民主運動」的承繼人。藉此，泛民政黨就利用學生會和黃絲教授的連繫，組成政治運動的鐵三角，不停跟反政府傳媒裏應外合製造具社會爭議的議題。數年前作者曾經向城市大學投訴，長毛等社民連成員曾經借用城市大學的教室和演講廳進行反政府訓練活動。結果我的投訴沒有受理。城市大學高層更賣方便給民主派人士在大學播放電影籌款以作為支助民主運動之用。

城市大學當局竟然讓學生在圖書館門口大叫大鬧地「喊莊」。曾經有海外學者和學生跟作者說，他們真佩服大學高層能夠讓此無意義無品味的行為繼續下去。本地大學生上課日子著實不多（以城市大學為例一個學期上課日子是11周；台灣大學是16周），浪費時間和精力不在話下，更深遠影響是這些活動間接令大學「中學化」，將思維訓練的環境變成社會運動的溫床。

對於學生學業倒退和品格沉淪，年薪六、七百萬的大學校長責無旁貸。大學校長平日選擇著眼於自己大學在世界大學排名榜的位置，憑此輝煌業績，他們便按表現續年加薪。因此，一眾校長更對一些人民學科的教授和學生代表的政治參與視若無睹，盡量避免接觸他們，免得成為他們針對的目標，損害自己個人利益。在近半年的動亂中，大學校長沒有跟學生好好的對話，就算有對話，也沒有向學生曉以大義，亦沒有拒絕學生的過分訴求。

以中大和科大學生為例，學生要求校長提供援助給在校外犯法的學生；校長在被學生團團圍住時被逼答允訴求後，公眾不期然會感到校長為何要視成年的大學生為手抱嬰兒。最重要的是，學生以為得校長的加持，他們就戴上道德光環，他們反政府的行為就代表正義的體現。中大，理大和城大已經完美示範將大學變為「民主暴徒的堡壘」，三間大學的校長應該引咎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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