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現代社會高喊的普世價值，上世紀末，在蘇聯被瓦解後，民主政體似乎成為了所有國家的唯一選擇，甚至曾經被認為可以成為政治制度的終結者，然而民主制度在過去十年徹底崩潰。
民主制度在發展中國家失效，或可視為民主對「窮病」是用錯了藥。前幾年，還刻意地把民主和選舉民主方式分割，仍然相信隨著民智上升，民主政制可以為社會帶來正面效益，只是選舉制度的嘩眾取寵，因為民智未開令民主制度走錯了路，把問題視為選舉民主的失效，誰料事實是整個民主制度已經在流動網絡年代中壽終正寢。
選舉民主的失敗，基本上是理所當然的；以往歐美國家都是以發達國家的身份，在國內龐大的寡頭集團控制下，形成意念相近的不同黨派，在執政輪替的過程中，國家施政重點或有差異，但從策略方向上不會有巨大改變，因此社會發展，不會因為政權變動而傷筋錯骨。但是，這些藏在背後拉線的既得利益者，會成為國家改革和邁步向前發展的最大阻力。
目前的民主制度，都是以四、五年為單位，如果國家的基調正確，毋須大改革，在有抱負者幾年有效率的施政，可以為國家添上新動力，但是，過去二十年，由於全球化和網絡發展，政治、經濟、外交都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上場的領導人，在極具影響力的既得利益者阻撓下，發現改革困難重重，在這個時候，新領導層有兩個選擇，在韓國、這兩種選擇都出現過：
1.基層出身的盧武鉉選擇了繼續全力推動改革，並且在經歷過彈劾、國會佔領後，在位幾年間致力打撃貪腐、推動新政，令韓國曾經出過過難得的政治清明景況，很可惜，韓國的民主制度以五年為一任，不能競逐連任，盧武鉉在離職後被秋後算賬，面對親友貪腐的指控下，不勝壓力、跳崖自殺，韓國在政黨輪替下，李明博上台，韓國又重新回復門閥主導。
2.第二代政要朴槿惠選擇委曲求全，她以性格沉著冷靜、改革所屬黨派大國家黨，試圖扭轉前任總統李明博留下的爛攤子。但是為求爭取選舉勝利，贏得門閥信任的結果，無法抗拒門閥對她的操控，在缺乏家庭支持下，因為閨中密友崔順實干政和貪腐，逃不過入獄下台的命運！
儘管民主制度一次又一次的失效，對發達國家而言，還只是拖慢了發展步伐，令民生得不到改善，但是在新興國家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過去十年，美國在中東和非洲推翻了許多政權，引入民主制度，但是選舉強調的是黨派之間的差異，在突尼西亞、利比亞、伊拉克等仍未具備經濟基礎的國家來說，輕則導致施政混亂，民生經濟大倒退，重則就徹底對立，動不動就紏眾反抗，形成暴力衝突、甚至內戰，民主制度、對他們來說，是完完全全的大災難。
或許说，這些只是政治制度在發展和調整過程中的陣痛，挺過去了、前途未來就一片形勢大好，可惜民主制度最成熟的國家和地區，都難逃民主魔咒。英國就在一個民主公投下，陷入看來無邊無際無出路的脫歐過程。
法國在馬克龍上台時，以一個年輕奮發、從固有的政黨中自立門戶，創立「前進黨」贏得當年的總統選舉；豪言要重建法國的領導地位，甚至說成立歐盟軍隊，卻被美國嘲諷和威脅，結果無疾而終。然後從去年底因為調漲燃油稅，激起全國爆發「黃背心」示威浪潮，政府在屈服取消後示威抗議持續，運動訴求改為爭取更多公民權、稅務改革等，造成嚴重的社會動盪。
德國總理默克爾被認為是過去三十年最出色的政治領袖，在德國民主制度能夠容許她連續贏得選舉、四度連任總理，長時期的執政令她能充分推動政治和經濟改革，讓德國在歐盟中一支獨秀，但是卻因為默克爾支持接收難民的政策招致國內選民不滿，2018年10月，德國執政黨基民盟在州議會選舉中接連遭遇失敗，默克爾黯然宣布放棄競選黨主席，並在2021年總理任期結束後不再尋求連任。
與默克爾採取完全對立手段的匈牙利總理、青年民主聯盟主席奧班維克多，將自己塑造成匈牙利守護者，指歐美勢力將移民問題硬塞在匈牙利身上，因此號召對移民採取抗拒態度。極端的政治取向，反而讓他贏得了2018年大選，延續總理地位，更在議會中獲得三分二席位。
過往，民主制度的失敗，總以為是民智未開，原來實情是每個族群都有罩門，理智敵不過民粹，無理的訴求被包裝成對理想的堅持。
民主制度的快速衰落，主要來自兩大原因，其一是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並未有做好對作為民主的模範。除了因為利益在世界各地挑起戰亂外，對聯合國、這個作為最重要的象徵性民主架構置若罔聞。帶頭違反聯合國協議，並且拒絕參與和遵守屬下組織，令聯合國形同虛設。美國號稱民主國家，對外關係和對國際組織的態度卻只有強權、全無民主作風，美國斷送了民主制度！
另一個破壞民主制度的 來自科技、來自流動網絡，特別是在網絡年代、社交媒體對群體關係的顛覆。
1895年著名心理學家勒龐，在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群體心理學》（又稱《烏合之眾》Psychologie des foules）書中，對群體寫下了可怕的註腳，指群體的無意識行為會掩蓋個體的意識，群體沒有主見，缺乏頭腦，常被人利用，充當炮灰；同時，他們又很暴力，很危險，極具破壞性，甚至常常犯罪。
在通訊薄弱的年代，個人的冷靜空位較大，理智思考的空間同樣較大，然而，社交媒體對個體開始形成了囚籠，並且因為流動網絡，每分每秒和群體的接觸，能進不能出，令群體影響完全凌駕於個人思考，更可怕的是會將少數極端思想被誤認為普遍認知，掩蓋了破壞甚至違法行為。
再者，在社交媒體上荒謬比理性更有趣、更具吸引力，因此破壞效果也都遠高於建設性作用。所以在流動網絡年代，無論政治制度為何，只要社會架構滿足民主狀態，這種群體破壞效果，仍會出現。香港雖然沒有選舉民主制度，但特殊的政治環境，造就了一個高度民主社會，也因為如此，當罩門被攻擊、弱點被暴露時，群體破壞性反應同樣出現，並且形成了可怕的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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