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六三晚上，我在美國東部教書的大學，中國的留學生邀請了傷痕文學的鼻祖、《人妖之間》的作者劉賓雁到我校演講，座無虛席。因為與內地有十二小時的時差，那是正是北京清晨的時候，消息不斷傳來，大家熱血沸騰，決定拉隊去華盛頓示威。我回家後收拾行裝，也與朋友及學生正在午夜出發，飛車十小時次天趕得及示威，接着再開車回家，已是兩晚沒有睡了。一年後，趙紫陽的左右手陳一諮在美國流亡，到訪我校，學生對我信任，把他安排在我家中住宿，我也得以多聽到一些內情。

如此重大的社會事件，作為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對其不斷思考，是責無旁貸的。有關六四的錄影與資料，我已記不清看了多少次，但最公正的紀錄，我認為是韓倞（Carma Hinton）在九十年代初期所拍的三小時紀錄片《天安門》，當時在香港有放映，今天在網上有時也可找到。

為甚麼說這是一場民族悲劇？我們若把事件的枝節除掉，可以發現鄧小平認為自己面對的，其實是一道千古難解的哲學兩難困局：假如要你殺掉一名無辜而且優秀的公民，但卻可因此而救到一千人的性命，你會怎樣做？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答案，在西方社會，主流看法恐怕是此事萬萬不可，但中國人，尤其是相信功利主義哲學的，很可能認為這是值得。對鄧小平此等軍事將領而言，這難題是家常便飯，軍官派敢死隊去贏得陣地，以增加戰爭中的勝算，不也是一早便預知有優秀的士兵會送命嗎？中國人民明知鄧小平是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在某些人眼中，他理應罪大惡極，大多數中國人今天對鄧小平仍是敬若神明，而且衷心擁戴，這正好反映他們心中都有一把功利主義的尺。他們對不對？此事恐怕從盤古初開吵到天荒地老，也不會有答案。

主張要用武力驅散或鎮壓學生的主要理論是要保持國家的穩定，而穩定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當時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了十年的高速增長，但開始遇上不少難題，鄧小平的愛將胡耀邦是自由化的旗手，已被免職並逝世。鄧小平本人既主張改革開放，但也重視穩定，相信若無穩定，政策也推行不到。黨內的強硬派不一定認為改革開放是好事，但肯定贊同穩定。趙紫陽是改革派，要與學生對話，但他五月十九日到天安門見學生時，已經失勢，且學生也不肯聽他之勸早日退場。但殺了一些人，也把學生驅離廣場，是否有利於穩定並推動了經濟？歷史如何考驗鄧小平的信念？

從牌面看來，鄧是賭贏了。中國政局在六四後遇過一些壓力，當時幾乎全球都預言中國經濟快將垮下，只有普林斯頓的經濟教授鄒至莊獨持異議，他預測中國經濟只會在短線受挫，接着會強力反彈。事實證明，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有了二十多年人類未見過的騰飛。為何如此成功？歷史往往是詭異的，鎮壓過後，強硬派表面上是贏了，但其實黨內影響力已降。鄧南巡時一聲令下，全國支持，強硬派已無力阻擋。

會否鄧的勝利只是巧合，不鎮壓學生效果更好？也許是，但歷史並無給我們機會直接檢驗這說法，不過，我們知道，蘇聯解體後，社會失去穩定，經濟隨即受到摧殘，至今元氣未復。但經濟增長與生命有何關係？改革開放不光只是經濟增長，後者會創造大量社會資源，使到人民壽命大幅增加，醫療進步迅速。在解放初期，中國人均壽命只是四十歲左右，但今天的上海，已達八十三歲。穩定對經濟帶來的好處，包括醫療進步，救回了多少條生命？

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希望上述的兩難困局在中國再次出現，替中華民族多添幾道傷口。如何才可避免此等悲劇重演？雙方都肯理性探討，不走極端，是個關鍵。在六四之前，多位與學生站在一起的有識之士都曾勸他們退場，但學生沒有理會，以致後來大家都無路可走。想深層，學生運動最難之處便是無法在適當時退場。當上學運領袖，一夜之間可從寂寂無聞變成萬千寵愛在一身，世人注目。這是一種權力，一答應退場，這光環便灰飛湮滅，況且幾乎必然有新來者希望你讓路，好讓他們佔據你的位置。年輕人很難受得了權力的誘惑。群眾運動迅速變質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法國大革命變成《雙城記》所描述的殺戮；偉大的五四運動也不倖免，不少學生領袖後來也被權力欲沖昏頭腦，蔣夢麟與蔡元培都對此十分厭惡；佔中學生也不懂退場，不但一事無成，還播下後來旺角暴動的種子。我看過韓倞的紀錄片後，對柴玲等人的品格大感失望，從此亦對激進活動大起戒心。

 

 

原文：頭條日報 2019-06-14 評論(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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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鼎鳴為科技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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