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跟大家談香港司法。談之前，先拋出一個問題：如果社會上，以及法律界真有一些能人、真正存在一些德高望重的法律精英，你會期待他們做些甚麼呢？本文沒有標準答案，旨在一起動動腦筋。我會以三宗偷拍案為材料。
第一宗的被告是29歲無業青年，於2016至2018年間，長期用攝錄機偷拍女朋友妹妹沐浴。因證據確鑿，被告承認四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原定2018年8月判刑。但是，因為殺出協和小學手機涉洩露試題案，律政司申請押後判罪。是同期第5宗同類個案押後宣判。此外，最少有十多宗同類案件的審理受影響。終於，2019年4月，終審法院判協和小學教師用手機涉洩露試題案的四名被告維持「不誠實取用電腦罪」罪名不成立，爭取翻案的律政司敗訴。有了終審法院這判決後，偷拍女朋友妹妹沐浴案的被告律師立即申請修改答辯書，改為不認罪－－就等法庭審判。而法庭在協和小學案這判例面前，明知道沒法律依據再審下去，便撤銷被告所有定罪。
第二宗偷拍案發生於2017年7月，裝修男工在女客户家中浴室天花板，擅自鑲嵌膠箱放置攝錄機偷拍女戶主在浴室內的活動。被告本來承認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又是因為協和小學案的裁決，控方申請改以刑事損壞罪來起訴，告裝修男工刑毀天花板；因為原控罪難以入罪。被告律師反對修改控罪，但裁判官批准修改。可是，罪成又如何？偷拍、跟刑毀天花板是輕重完全不一樣的罪行。
以下談主角－－協和小學案。五年前、2014年，協和小學三名女教師被指於招考新生期間，用手機拍下小一入學試試題，再輸入自己電腦，轉傳予自己朋友及舊同學。收到試題的家長，可以事前早作準備。事件因小朋友面試時露了口風才被揭發。三名教師及一名轉傳試題者，被控不誠實取用電腦罪。四名被告用的是自己的手機和電腦。
如此明顯的不誠實行為，在香港法官的判決下，原審全部脫罪。律政司不服，上訴。由高等法院彭中屏法官審理，同樣判四名被告罪名不成立。四名被告還成功申請由控方負責他們的上訴訟費。因為協和案影響巨大，簡直是顛倒社會價值觀，於是律政司上訴至終審法院。2019年4月，終審法院判律政司敗訴，認同上訴庭的法律詮釋。
總之，原審和上訴都將環繞「不誠實取用電腦罪」這八個字來捉字虱。除質疑智能手機是不是電腦，上訴庭彭官更咬文嚼字，辨別「取用」和「使用」的分別。彭官認為，四名被告只屬於「使用」自己的手機和電腦；如果是使用他人的手機，才是「取用」，這才在詞義上符合那八個字的指控。
當日判決結果一出來，全城嘩然。因為等同確認，日後只要用的是自己手機或電腦，你偷拍也好，做其他壞事也好，在香港法律面前會罪名不成立。在協和小學案，法官沒有聚焦在至關重要的「不誠實」三個字上面。
退休法官黃汝榮就協和案撰文，篇名《「取用」及「使用」的分別真的這樣大嗎？》。黃汝榮法官說：「......近年的一個大問題，就是reasonable man普通常情、常識的問題。法律個案的情節，要按人之常情去解讀，裁判者才會得出令人信服的結果和判斷。按人之常情，我們會為事實細節定本末輕重。判斷事情的本末輕重如果搞錯了，甚至分不出究竟是犯罪事實重要些，還是末節重要些？這樣的一種閱讀理解，有點像『捉字虱』」，......沒好好看清罪行的全貌，危險嗎？從而作出的法律裁決，靠譜嗎？」。
近幾年，香港有不少案件的判決及法律觀點也頗為古怪。不少判決反映，香港法律專材在冷氣間、高薪厚祿、離地的情況下，捉法例條文的字虱去做裁決，不是扣緊法律原意和精神去維護公義和社會治安。香港的司法現況，不只是涉及政治的官司才判得怪異，今集提及的三宗個案，都是關乎社會民生的平民官司，也不見得很正常。法官的裁決，以及對法律條文的專業學術解讀，令人覺得香港有一種很特殊的風氣，就是保障罪犯、虧待良民。而最近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討論，便反映這種風氣和風險。尤其是拜讀了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弘毅的萬字鴻文後，上述的感覺更加強烈。香港社會德高望重的法律精英，究竟將心力投放到哪些事上去了？他們的批判力量，有善用嗎？
陳弘毅教授的鴻文，中英文版網上都很容易找到。文章寫得很學術，他有他的學術和言論自由，予以尊重。我只對當中的心態感到好奇。陳教授鴻文穿插再多的學術分析，也不外是指向一個核心－－就是跟香港反對派的角度一樣：對中國司法不信任。
我的看法跟鄭久慧《駁斥陳弘毅》一文的觀點很相似。我和文章作者鄭久慧也不明白，為何香港跟菲律賓可以有引渡協議，卻不可以跟中國大陸有引渡協議？難道中國的司法體系比不上菲律賓嗎？我最認同文中所說的一句：「陳弘毅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絕不可能對中國法治缺乏認識」。很同意。
普通市民出於訊息匱乏或根本不去看、不去讀，他們不知道近幾年中國司法改革的成績，尚可原諒。可是，陳教授二十多年來看著中國司法的變化，為何仍會用不信任作為基礎，去開展他的學術思辨呢？他害怕及擔心些甚麼？
而我認為懂得驚心，應該害怕香港成為罪犯天堂，以及去害怕已經發生的、「不誠實取用電腦」罪被廢武功這件大事。有人可能會認為，擔心《逃犯條例》修訂是大是大非、是更大的議題；而香港刑事罪有一條半條被不合理地廢武功，以後偷怕女性私穩無罪......，是民間日常生活層面的事。這些事，進不了法律專家和精英的視線。
如果真的存在這種思維，正正是香港社會的可悲之處。如果社會上真正存在優秀的法律精英，你會冀盼他們做些甚麼？香港究竟多少年沒進行過司法改革及檢討了？何以德高望重的法律精英不去關注一下？
文章結束前做總結：由近年香港司法運作可見，香港法律維護的，不是無差別的公義；反政府、反中人士，擁有比愛國者更多的公義和法律保障。有錢商人的擔憂，也比草民百姓的擔憂更加重要；此次反修訂《逃犯條例》最激烈的，除了反對派，還疑似包括有財有勢的商家。難道真的是無商不奸？當金融犯罪、賄賂等涉及金錢的罪名都被排除在外，即是連反貪這核心價值也放棄，這樣來規限《逃犯條例》修訂，夠公義嗎？
當香港的法治公義不是無差別的，而法律精英離地，也沒有關愛最大多數普通良民的仁心，這樣的香港法治，有何值得期待？
原圖︰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ee-do/culture-heritage/historical-sites/colonial/court-of-final-appeal.jsp;
https://www.brandhk.gov.hk/html/tc/StrategicFocus/legal_year_open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