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最近出現「鬧雙胞」事件，事緣反對派涂謹申議員在多次會議之下仍然未選出法案委員會主席，於是立法會內會於上星期六發出指引，建議由石禮謙取代涂謹申主持會議，秘書處要求全體委員昨午12時前就有關指引以書面表態，但反對派提出各種理由認為無效，並在秘書處及保安局代表均缺席的情況下，自行開會選出涂謹申為主席，然後發電郵宣佈於本星期六召開會議。至於在秘書處安排就內會指引作「書面表決」，決定由石禮謙取代涂謹申主持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會議，亦於本星期六召開會議。
 
反對派潛意識地認為，只要自己是透過選舉產生，就自然地得到市民的授權，所作所為就代表市民。然則建制派議員是不是選舉產生，是不是同樣地得到市民的授權？反對派失去了分組點票的否決權，其實就是市民對他們的授權程度未足以進行否決，既然如此一個反對派「圍威喂」的「議員集會」，還要沒有秘書處及保安局代表之下，又怎可能具有法律效力？
 
如果反對派一群人在立法會內霸間房就可以決定事情，那麼他們何必要去選議員，不如和李華明一起打邊爐或者燒烤去召開會議，又何需要勞師動眾花費人力物力去選舉呢？
 
就正如一些人所聲稱的「違法達義」，暗示自己就代表義理，甚至高於社會大眾所訂立的規則：法律。這其實是層次甚低的偷換概念，反對派口中的所謂公平、公正、合理、正義，如果沒有法律上的加持，只不過是沒有市民授權的個人意見，難道香港大學法律系和中文大學社會系的現任或者前任講師，不知道法律是社會契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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