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市民有感於新界原居民享有丁權而非原居民卻得不到這種權益，在《人權法》人人平等的原則下，認為政府這麼做，對非原居民不公平，因而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要麼判丁權違法，要麼給港人一律享有丁權。

經法庭審判，確認丁權符合《基本法》第40條賦予的「傳統權益」，判定原居民可申請在擁有業權的私人土地興建丁屋，毋須補地價；但法庭也同時判定，政府向原居民批出官地地契，可給予地價優惠（一般為市價的三分二）則屬違反《基本法》所指的「傳統權益」。

表面看，這項判決對原居民似有不利之處，因為今後他們再也得不到在「官地」建丁屋的權益。長遠來看，這種由政府批出地契建丁屋的辦法，並不通行，只佔所有丁屋的四分一左右，如今既判為違憲，今後不會再有這種做法。

原居民保土之戰

實質上，丁屋只許在傳統原居民的村內興建，不許在村外的「官地」興建。無形中，這判例不但保住原居民的「丁權」，同時也保住原居民的「傳統」及其鄉村，這是原居民今次最大的慶幸。為什麼說是「慶幸」的事呢？下面會有分說：

必須指出的一點，凡對新界租借歷史有研究的人，都會知道，當1898年英國從清廷租下新界99年期後，當時的港英政府即刻沿用其在香港島與九龍半島收地的辦法，在新界展開全面收地。當時的新界居民早已從港九收地的經驗看到，港九所有鄉村全被收地後而人們變成「流民」，再也無家可歸，被迫在港九發展中的城市找尋棲身之所，或是被迫退到新界的村落另起爐灶。

眼見港英收地的慘狀，當港英1898年在新界「收地」的一刻，新界人便群起抗爭，為了保衞自己在自己土地生存的權益，紛紛起義，拿起武器把來犯的港九官兵趕走；現在大埔墟大埔道的山頭，當時便聚集不下5000村民與官兵開戰。

由於武器簡陋，抗爭的5000義民不支而向北撤退，官兵窮追不捨，最後武力抗爭失敗；惟官兵也從中得到教訓，再也不敢用「滅村」之法在新界「收地」，最後與村民代表談判，同意保留原有的鄉村，在鄉村範圍不「收地」，不禁止村民依舊在村內土地耕種、建屋，也保留村民的傳統風俗習慣，最主要的是保持精神信仰生活傳統，包括土葬的山墳、求神保佑的廟宇，還有每條村每個家族都有的信奉祖先神位的祠堂。

正是由於保住了鄉村土地和風俗習慣，1898年7月31日前已居於新界的村民，村代表與港九官方談判便取得決議：由村民自己組成的代表大會確認其身份後，頒予「原居民」身份。這個村代表組織也就是後來在1928年成立的新界鄉議局，到現在所有「原居民」的身份確認也由鄉議局確認。

由於當時港英政府不在村管治，未能知道誰是道地的村民，因而交由村代表組織確認，而村民為了要保障自己村的權益，也會嚴格確認自己村民的身份，不會胡亂讓村外人混入來，因此鄉議局被賦予確認「原居民」身份的做法，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最後因為「原居民」的權益保障在九七前已成為合法的事，更在《基本法》立下第40條：九七後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

既有原居民自己選出來的代表坐正新界鄉議局，確保原居民的傳統權益，也由政府認同鄉議局擁有合法權確認「原居民」的身份，因此新界自1898年租借給港英政府以來，仍能保住600多條傳統鄉村。

港英佔有港九之前，港九新界共有不下1200條鄉村，但港九的鄉村早在「收地」後消失，新界在九龍市區不斷發展擴張後，在九龍邊區的鄉村也相繼消失，主要是城市人口與城市生活把原居民「城市化」的結果。年輕的一代不斷流失，才不過百年，新界的原居民鄉村最少失去不下200條村，只剩下現有的600多條。

本來，如果沒有今次的司法挑戰，新界鄉議局早已面臨原居民鄉村消失的問題。這問題在城市發展上，造成「城市人」與「鄉村人」的文化區別，前者被視為「現代人」，後者被視為「傳統人」，在高度城市化發展下，教育與專業職位都集中在城市；加上總體生活現代化，城市享有的居住條件（如醫療設備等）被認為「進步」的東西，都集中港九。

司法挑戰的「好處」

「原居民」在百年港九城市發展的誘因下，年輕一代為了教育與職業的追求，也不斷遷居到城市去，在百年歲月中，最少有三四代的年輕人往城市遷移，這便形成新界傳統鄉村「自然」消失的情況。

不過，有了今次的丁權判決後，可說是自1898年抗爭以來的又一次抗爭——前者是武力抗爭，今次是法律抗爭；前次抗爭保住了村地，今次由法律確認原居民在其鄉村土地享有丁權，同時斷絕他們在村外建丁屋的權利。

由於丁屋只在村地上建而不會在村外零星而建，結果是，原居民的傳統鄉村不會被支解掉而能保住；若然保不住傳統的鄉村，也就失去原居民的自我認同，也相繼失去他們的傳統文化；沒有傳統文化的身份認同，也就不再有「原居民」了。

自八十年代港九城市化延伸至新界各個鄉鎮，如沙田、大埔墟、上水、元朗、屯門……相繼被城市化，大型屋邨相繼在新界出現，這發展也進一步直接威脅到原居民的傳統鄉村的生存問題，但經過這次法律裁決後，因為房地產在新界不斷高升，已逐漸接近港九的水平，這次丁屋的判決既然只能在原居民的村地範圍興建，村地的可貴也就保住了他們的鄉村不被吞蝕。

如此下去，今後的鄉村生存問題已由土地轉到文化領域。表面看，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文化似乎在英國西化城市文化挑戰下節節敗退，其實不然。在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很缺乏，香港的大學教授，港英時代以英國人或英籍人士為主，後來多家大學出現，則以西方學位持有者為主，他們完全感染不到新界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筆者多年來出任新界鄉議局顧問（由局提名、香港政府聘任）近距離接觸了解所得，港九殖民地長達一個半世紀，遷居的中國人以避難為主，他們對港英的不平等對待，難以建立港九的身份認同，因此人口來來去去的結果是，直到1997年之前，能在港九留得上三代人的絕非港九的主流人口，在中英談判的15年中，往外移民潮更動搖了港九人口對本地的認同感。

相反，新界的人口，原居民的鄉村父老親情關係可上溯千年，就以新田的文氏家族來說，他們人口超過2萬，多是文天祥避難前來定居的，他們在新田的傳統文化根基扎實，還建了文天祥紀念肖像，文氏族人引以為榮，哪怕他們之中有人遷居國外，也會過年過節返鄉與族人團聚，這種例子在新界原居民中很普遍，可見認同所謂的「香港地，香港人」。

過去一個半世紀，只有新界原居民與1898年後不斷遷入的同村人口，他們之中也有赴英就業，但沒有背棄自己的鄉村，往往把年幼子女帶回給留守在村的父輩教養，因而也保住了下一代的文化認同。

一個城市如果其人口不落地生根，他們對這城市也不會有深厚的感情，這一來主流人口有如過客，也不會有這個城市的文化特色。

筆者曾因為研究香港城市發展的歷史，參考了巴黎發展的歷史巨著Peasant to Paris，該書作者發現巴黎的發展由其周圍的農民遷入為主，因而把巴黎的文化塑造了法國本土的文化特色。在此，最後建議大家尤其是香港學者，新界鄉議局要把新界的文化放在香港發展的歷史去研究，才不失香港的歷史機遇！

 

原圖：http://static.stheadline.com/stheadline/inewsmedia/20180727/_2018072706342557303.jpg

原文：大公報 2019-04-13評論 (作者授權轉載)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id/2110121/

作者鄭赤琰為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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