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提議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引起社會廣泛討論，這本應是好事，但「泛民」以及一些商界人士提出的反對論點就大有問題。

「泛民」反對的論點是擔心「逃犯」涵蓋所謂的「政治犯」、「異見份子」等，因此他們強辯說：為了保護港人的政治權益，尤其是反對政府與反對中央政府的基本人權，絕不能退讓云云。某些商界的反對論點則認為港商在內地做生意，修訂引渡條例後商人便會提心吊膽，深怕自己犯了法也不自覺，如此一來，做生意要綁手綁腳，壓力太大，會影響港商在內地經商云云。

先說「泛民」的論點，因為擔心自己的政治權益會受修例影響，應有態度是以建設性的態度對修訂條文逐項審閱，如果沒發現任何涉及「政治犯」，或可能被援引用作針對政治人物行為的條文，便應該放行，不要「一刀切」，把修例當成對立面。更何況普通法原則是沒在犯罪條文列明的行為不能當犯罪論，因此「泛民」不分青紅皂白，一聽到修例的引渡範圍涵蓋內地便加拒絕，這不是建設性的態度，而是消極的破壞行為。這種持態不但對政治自由與人權無幫助，更會造成不良後果：

誰願見港成「逃犯天堂」？

第一，錯失機會去建立一個低犯罪率的社會，因為不修例而造成逃犯逍遙法外而無法伸張法律正義，哪怕是放走一個逃犯，對香港的國際形象都是有害無益。更何況不修訂引渡條例，結果香港淪為「逃犯天堂」？

就目前等着處理的兇殺案，因為港台之間沒有引渡協議，疑犯在港逍遙法外，不但對受害者與其家屬不公平，還可能是一個「定時炸彈」。

第二，政治自由與人權是社會總體自由的一部份，但不能自恃清高，與其他的自由和人權孤立出來全無關係。

以香港為例，立法禁止「黑社會」，既為社會利益考慮，也為政治利益着想，因為一旦「黑社會」猖獗起來，最常見到的是選舉自由受到威脅。香港在這方面為害不大，是因為禁止「黑社會」條例加上執法嚴的結果。由此可見，「泛民」因片面的政治自由而反對修訂引渡條例是短視與愚昧。

至於某些商界人士，他們只考慮到做生意不方便，怕不經意觸犯商業犯罪而被引渡。這樣的反對理由如果成立，整個香港便要法律真空，好讓港商無法無天在港在內地為所欲為，不必怕犯不犯法。

這種持態很要不得，因為擔心意外觸犯商業罪行被引渡到內地，竟連引渡謀殺、綁架等嚴重刑事罪行疑犯的修例也要「格殺勿論」，提出反對的人以為自己在為香港「營商自由環境」說話，是商界的「代言人」。事實上，他們的反對言論恰得其反，不是維護香港的「營商環境」，而是在惡化營商環境。不是嗎？全世界哪會有人主張法律不健全的營商環境是好的營商環境的？生活在香港這個普通法體系的社會，最基本的法律常識是：對法律的無知，不是開脫罪名的理據。

正是因為如此，香港警方和廉署常年累月在不同媒體宣傳商業犯罪行為，要商家自我警惕，不要犯上商業罪行而不自覺。同理，既然港商可以接受本港法例禁止的各種商業罪行，為何不能接受內地為商業罪行立法與執法。更何況即使怕，亦應持建設性態度，與立法會議員探討修例條文有無完善空間，不是「一刀切」、不問青紅皂白加以反對，那是搞破壞，不是搞建設！

修例無損「營商環境」

香港已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而香港的競爭優勢是司法制度，這制度的優點是法律健全，少有漏洞，一旦發現漏洞政府便會提出修例補漏，既然商界擔心港商會不自覺觸犯內地商業法規，補救的正確態度是為港商「補課」，開辦內地商業法規的通識班，同時也應針對大灣區的共同營商環境建立共同的商業法規，這不只是政界的責任，也是商界的貼身責任。但絕不是反對任何修例以求法律真空的營商環境，這絕不是香港傳統應有的司法概念，對本港司法制度的優勢也不利。

世界上所有法律，都是針對犯罪行為而立法，像為殺人犯立法便是，如果假設人人都怕有一天自己也會殺人，因而反對制定懲罰殺人犯的法例，這豈不是笑話？正確的持態是：假設殺人是病態，立法是要為受害者討回公道，也因此制定罰則，藉此伸張社會正義，也可有阻嚇的作用！
 

原圖：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431060/

原文：大公報 2019-03-12評論 (作者授權轉載)

http://www.takungpao.com.hk/opinion/233119/2019/0312/259676.html

作者鄭赤琰為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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