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本應是懲治罪惡，但現實生活也有可能為犯罪機會拆牆鬆綁。以下筆者會以一宗提供「代客探監」服務的案件作例，探討一下為何會有這可能性出現。案中各被告以「訪客」身份向懲教署聲稱，他們是「一些在囚人士」的「朋友」，從而得以進入荔枝角臨時羈押所，向「一些在囚人士」提供生活用品，如食物、報章雜誌及代傳訊息等服務，各被告從中收取服務費。此事被揭發及檢控，各被告因而被控串謀欺詐懲教署一項罪名。被告人經初審及上訴庭的二審後，均被裁定罪名成立。上月，當中兩名被告把案件上訴至終審庭審理，不意卻出現峰迴路轉的變局，兩被告被判上訴得值，定罪最終被撤銷。

終審庭於此案所作的裁決，邏輯上主要建基於如何演繹「訪客」一詞。首先，各法官一致認為，在囚人士應被分為兩類，一類是經定罪而被羈押的「囚犯」；另一類是正在等候審訊而被臨時收押的人士，被歸類為「候審囚犯」。終審庭認為，「候審囚犯」在被扣留期間，應獲得較高自由度的待遇。因此，法律應容許「候審囚犯」可從他們的「訪客」中，獲得一些道德及物質上的支持。而「訪客」的意思，本來就包括「候審囚犯」的親屬及「朋友」。問題是此次終審庭將「朋友」一詞之涵義拉闊，把縱使是「候審囚犯」毫不認識的陌生人，只要該人士能合法地，向「候審囚犯」提供一些道德或物質上的支援，該人士便被視作「候審囚犯」的「朋友」。在這樣的邏輯及考慮下，把「代客探監」者演繹成「候審囚犯」的「朋友」，終審庭認為實無不妥。

處理探監人士 懲教署按法例執行

懲教署如何處理探監人士（即「訪客」），其實在《監獄條例》及《 監獄規則》（合稱《規條》）中已寫得很清晰。而訂立《規條》的原意，明顯是要建立一套健全的規管法例，以監管獄中生態，並以達到維持監獄中的紀律及秩序為目的。終審庭在「代客探監」一案中，咬文嚼字一番後，竟然悟出把在囚人士分成「囚犯」及「候審囚犯」兩類的道理，從而得出應寬鬆對待「候審囚犯」的結論，筆者對此實在摸不着頭腦，不明箇中奧妙！於管治羈留人士的手法上，別忘了監獄及羈留是面向罪惡這大前提。終審庭的裁決能把懲教署引向一個清晰的方向嗎？還是為懲教署帶來更大的混亂？究竟坐在冷氣間的終審法官如何理解甚麼叫罪惡？如何理解為偵辦案件、維持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財產所付出的努力？

終審庭的法官看見「候審囚犯」無罪的一面；可是，反過來說，就算「候審囚犯」最終檢控不成功也不表示疑犯無罪。思考要有層次，事理的輕重不能倒置。懲教署的性質，令它要面對的是犯罪份子，不是一群不守規矩的頑童而已。就如香港懲教署有更生目標及服務，但它始終不是一家學校。為案件準確定性、定大前提，是開始「咬文嚼字」前的第一步。

對「候審囚犯」從寛好處何在？

終審庭在「囚犯」及「候審囚犯」之間找差別，從而對後者放寬「朋友」的定義；此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可能看到人生醜惡的一面較多，所以更容易看到事物邪惡的一面。從「代客探監」一案觀之，筆者領略不到對「候審囚犯」從寛、從仁厚處待之的好處何在。筆者警惕地看到的，是日後將會有更多個案，涉及探監者濫稱自己是在囚人士的「朋友」，從而接觸「候審囚犯」。別小看這種接觸，它對香港社會整體治安的優劣，可以起致命式的。上文提過懲教署不是學校，它的總體性質是面向罪惡的機制。懲教署主要規管的是罪犯，而所謂「候審囚犯」其實就是疑犯。方便「候審囚犯」見「朋友」，是制造機會讓「朋友」從「候審囚犯」（疑犯）口中直接收發指令，例如趕緊在審訊前毁滅犯罪證據，又或指使外邊的「朋友」恐嚇證人等。「候審囚犯」甚或可從獄中發號施令，繼續從事一些不法活動。

對懲教人員從嚴 對「候審囚犯」寬何理之有？

目前，在懲教署工作的前線人員，他們上班工作時，被規定不能攜帶手提電話，原因正正是要杜絕他們替在囚人士傳遞私人訊息的可能性。終審庭的法官究竟是否明白上述「阻隔訊息傳遞」的意義？又或者是否知道對懲教署工作有禁止帶手機的規管？如果知道，終審庭於「代客探監」一案為何會作出這樣的裁決呢？如果不知道……。總而言之，此事帶出一個根本性的疑問：為何一地之法律機制，會去為犯罪可能性拆牆鬆綁的呢？

香港終審庭「代客探監」案的終極判決，大概是天下奇聞之一。也對懲教人員來說，是一大諷刺！

原圖：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news-content.php?id=1801614&targ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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