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和一些參與社運的學者有一個共同之處，在學術生涯裏他都沒有追求卓越的研究成果。他最終被大學解僱，其理由是「行為失當」，當然這是指他參與非法佔中，被判入獄有關。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曾私下對筆者說，佔中時陳方安生和戴氏之流都渴望透過帶領一個驚天地泣鬼神的政治和社會運動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按此番話，鄭氏是認為他們這一輩的民主領袖是不甘心做「阿二」，戴氏心底裡都希望在民主路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揚名立萬。
2019年反逃犯條例運動起初，戴氏的影響力遠遠不及發起遊行的民陣和在議會裡應外合的反對派。當香港的反對派硬要跟黑暴群眾「和勇不分」後及當整個暴力勢頭由無法遏止至失控時，他似是看準機會，將攬炒思維納入他亂港奪權的計劃中。
從佔中到反逃，再到2020，戴耀廷的角色都是運動的總領導人，總設計師及總策劃人。佔領運動時他鼓吹違法達義，反逃時他便鼓吹攬炒。兩場運動都是以最終的手段去威嚇政府，從而想以偌大的壓力及不確定的後果去恫嚇對手，迫使對方屈服。值得留意的是，他的策略都是「打開口牌」，「事先張揚殺人的效應」。佔領運動的「開口」手段就是癱瘓金融中心。在「後反逃運動」裡，戴氏再次套用此搏弈手段：先以攬炒為殺著，令對手計算出，如果不屈服，便要付出極沉重的代價。有趣的地方是佔領運動是攬炒的前傳，而攬炒也可以是佔領運動的延續。戴耀廷操作的不是一般社運人士可以做得到。如果佔中沒有他口中社會醒覺的醞釀，如果攬炒沒有佔中時累積對政權不滿，今天的香港社會定必不會變成這麼撕裂，年輕人不會那麼仇中，抗中及反中。
當佔領運動原定只是破壞香港經濟時，國內人民只是奇怪香港人為何會破壞自己的家園；不過，今次當攬炒旨在要搞垮國家經濟時，國內民情洶湧，極力主張消滅黑暴運動的主腦。很多人相信，如果讓主腦逃避制裁，這勢必產生漣漪效應，動搖國內穏定的政治秩序。
最後，筆者認為戴耀廷既不是政客也不是學者。他一次又一次用激進的主張去鼓動整個社會，挑戰政權。身陷囹圄的懲罰也不能消除他的冒進。沒有人再找到寬恕他的可能。將他與社會永久隔離是唯一的做法。這必然是非法挑戰政權最後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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