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提及，相對香港，新加坡政府的抗疫態度十分輕鬆。2月7日，當特區政府宣布一系列的強制抗疫措施，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仍堅稱學校毋須停學。直至4月3日，總理李顯龍才宣布一系列社區隔離措施，包括禁止任何人在家中或公共地方舉行任何聚集活動、所有餐廳只可提供外送服務及由4月8日起學校停課一個月等。然而，在4月7日，王乙康仍認為不及早關閉學校的做法是「正確」的。新加坡長期的安穩，令他們的官員過度自信，對疫情作出錯誤的判斷。加上新加坡政府只顧經濟發展的政策，制度上完全忽略弱勢人士，是令當地疫情失控的致命傷。
踏入4月，新加坡陸續出現大規模的社區爆發，而且主要集中在外勞宿舍。在現時接近二萬宗的感染個案中，約九成涉及住在外勞宿舍的輸入勞工。新加坡的經濟增長政策，素來是透過增加土地及勞動人口 ，以打破其經濟容量限制（capacity constraint）。增加土地主要靠填海，而增加人手分別靠吸引外地專才及輸入大量外地勞工。根據資料顯示，新加坡現時約有三十多萬低收入外勞，居住在環境狹窄的勞工宿舍，一旦出現感染個案，便容易造成傳播。新加坡常駐聯合國前代表許通美（Tommy Koh），曾公開指摘新加坡政府作為一個第一世界的城市，對待外勞的方式為第三世界（The way Singapore treats its foreign workers is not First World but Third World）。新加坡反對派領袖徐順全（Chee Soon Juan），亦公開批評曾恥笑香港的貿工部長陳振聲薪酬過高，而且傲慢自大，政府又只顧經濟發展，不理勞工權益。
與新加坡相比，香港沒有大量輸入外勞，經濟增長或許相對遜色。但香港着重人權，重視外籍勞工權益，令社區沒有出現大規模爆發。再者，港府態度謹慎，對疫情嚴陣以待，是是次抗疫成功的主要因素。
原文：明報 2020-05-08 評論 (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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