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近四個月的暴亂，大學生與中學生不但參與其事，還是眾多社群中最大的一個社群，也是最賣命的一群。本文作出這個判斷並非毫無根據，各位只要到各間大學去了解，首先赫然可見的標語，在大學寫在牆上或地上的字句，最多的是：「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不怕犧牲生命」。多間大學可以眾口一辭，標語付諸行動的盡頭，沒一句不是要命的玩意兒。
被捕暴徒四成是青少年
近四個月來的街頭暴亂，走在最前線敢用暴力與警察對打的「蒙面暴徒」最少有四成是青少年學生，這個數字是從警方捕獲的疑犯中揭發出來的數字，這不是偶然，而是常態，可見青少年學生參與暴亂的情況已非其他社群可比，試問有哪一個人權社運組織可有足夠的人力資源比得上大專院校以及中學人口的？
這樣下去，如果要單靠警察執法，既對警員不公平，也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為今之計，更重要而可行性較高的辦法是：圍繞着大專院校與中學生的生活與學習環境下手。大學生仍未獨立生活，因此在他們身邊有父母兄弟姐妹以及親朋好友，平時太平日子，無災無難，身邊眾多家庭與社交圈子的成員，未必會注意到他們的子弟竟然參與長達四個月或更長的街頭暴亂，四出搞破壞，引爆執法與犯法的暴力衝突。
如果他們知道，會有兩種可能，一是支持他鼓勵他去暴動，一是群起勸止他，前者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發生了第一槍幾乎打死一位十八歲的中五學生事件後，整個社會也會從漠不關心到關懷自己子弟有無參與暴動，如果好好掌握到事件由傷人到殺人的轉機時刻，發動十間大學所有家長與其家庭所有成員來一次全面檢查，要大學生的生活圈子裏的每個家庭成員作出內部了解，查清自己子弟有無介入這次的暴亂，查明有的話就發揮親情力量加以勸止。從整個大學來說，如果泛泛地勸止學生團體不要「革命」，很難收效，但若從具體有人有參與暴亂的個別案例去勸說，涉及學生的周邊相關的人有系裏的老師、系主任、學生事務處、院長、校長等等，都負有應盡的教育責任。
家長舉報發揮威懾力
如果最後連家庭與學校都無能為力，勸不到當事人回頭，最後一着便只好由家長向警方投案，讓警方採用法治的威懾力，有必要時備案調查，但不作一般犯案起訴到法庭，只用「調查」為由無限期隨時請學生協助調查，這樣做的好處是：對家庭來說，救命好過送命。對大學來說，好處是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少學生已然參與暴亂行動。一旦失去「隱藏」的機會，他們便再也沒機會有恃無恐，對整間大學來說，越是知道有多少學生已成為暴亂分子，所有的教學人員便再也沒有藉口說自己：不知不罪，知道了還不盡導師的職責，整個系整個院以至整個大學都會無法向整個社會交代。
中學生一旦捲入暴亂將會更危險，因為中學的年齡剛好是在生理或心理的「叛逆年齡」，他們對所有權威都反感與反抗，這便是「佔中」三丑勤於走去中學發動「公民抗命」的原因。現在要在中學想辦法阻止他們參與暴亂，學校可做的工作可從學生口中去打探，這打探的工作表面看來很難，主要難處是教員難以啟齒向學生打探他們中有誰參與暴亂。
不過，只要有心留意，如果一間中學早已出現成群學生參加了暴亂，教職員不可能一無所知，何況這一波的暴亂組織已取得了大批學生參與，他們膽敢四出破壞，連所有港鐵列車的所有設備也不放過，連商舖與商場也敵我分明，而且破壞到信心十足，已到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境地，在中學招兵買馬根本就不是秘密了。只要中學負起教育的良心，怎會讓自己子弟給人糟蹋！？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所有教育的工作，都掌握在教育局，如果教育局局長不敢擔當，政府可考慮設立一個「教育調查委員會」，專責調查學生參與暴亂的情況。如果政府無法成立這個調查委員會，專業的教聯會可主動發動這個調查的工作，只要用心在挽救教育挽救學生，社會不難一呼百應！
試想想：一個「沙士病毒」，為了要防止無限傳播，可以把整個屋邨或酒店封鎖對外隔絕，學生如此大批捲入暴亂，可以不找出那間學校而及時加以對症下藥嗎？現在不做足補救與預防工作，再下去二十八年的日子如何能安度過去？思之思之！
原圖：https://static.stheadline.com/stheadline/inewsmedia/20190613/_2019061316275851105.jpg
原文轉載：大公報 2019-10-10 評論 (經作者授權轉載)
http://www.takungpao.com.hk/opinion/233119/2019/1010/359535.html
作者鄭赤琰為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