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國際關係所佔的重要地位，可分兩個階段來說，前一個階段是港英殖民地時期，後一個階段是九七後時期。美國表面看來屬於第三者，沾不上邊，其實不然；無論是港英時代的冷戰期間，或是中國收回主權後以來，美國對香港的國際關係都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英借香港跟華交好

先說港英時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勢力很快便崛起為取代歐洲在東亞的第一大國。二戰期間，日本在1942年發動太平洋戰爭，很快便把整個歐洲勢力逐出東亞，包括香港和東南亞全都被日本侵佔，連美國也守不住其菲律賓的殖民地，但在偷襲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基地後，美日展開全面戰爭，日本過分高估自己的實力，不但無法借偷襲夏威夷而直搗美國本土，反而在航母對決後，日本幾乎全個海軍覆沒，最後被美軍血戰硫磺島，再投下兩枚原子彈把廣島和長崎夷為平地，還沒登陸東京，日皇已宣布投降。

這時的世界局勢，能夠不受戰爭打擊而保存國家實力的只有兩個大國：美國與蘇聯。不巧的是，美蘇早在戰前已陷入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個意識形態的鬥爭，戰後也分別在歐亞發展各自的勢力，美國擔心歐亞都被共產主義革命，也趁勢在蘇聯的西面到東面展開歐亞圍堵蘇聯的戰略。

在東亞的圍堵戰略部署下，美國全面取代歐洲前殖民地的反共戰爭，結果在朝鮮半島與印支半島先後打了兩場轟轟烈烈的戰爭，作為戰後主導冷戰的國家；美國當然也密切留意英國會不會放棄香港，在中國共產革命成功解放大陸後，香港對美國的國際戰略地位，在軍事上可配合台灣與韓國組成美英台韓的「圍堵政策」的戰略聯盟。

不過，英國戰後已作出全面退出東亞的打算，軍事上已無可能再像「鴉片戰爭」那樣可以向中國全面開戰，何況剩下一個小小的香港島，談不上有任何軍事反擊的能力，因此英國在不敢苟同美國之餘，反而借香港作媒介跟北京交好，成為歐洲首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中國也樂得借香港通過英國打通國際關係，突破美國的圍堵，就在中英外交正面互動的過程中，美國的軍事圍堵戰略首先在大陸節節敗退，到了韓戰打了3年又告「打和」，在印支的法國又在此時的奠邊府戰役「全軍覆沒」，處此軍事不利情況下，美國本土出現了「誰失去中國？」的內部爭論，結果認為歐亞兩面反共戰爭，對美國不利，與中共和解的想法也在共和黨的尼克遜一派興起。

這一來，英國的香港政策（扮演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角色）也就得到美國的認同，在許多香港問題上，例如大陸「難民」大批來港應否要聯合國干預的問題、觀塘工業計劃出口市場問題、5000國軍來港的處置問題（米勒軍營充作這批軍人的臨時安置地，但引起軍人不滿而發生暴動）等，美國都順應了英國的計劃而給予支持。

當然，美國也想到香港有不少大陸來客，在他們身上可以得到不少有關「竹幕」內的情報，也因此在港成立了「大學服務中心」（University Service Centre），專責收集大陸的所有印刷物，包括全國性與地方性的報紙和書刊等，這個中心同時在東京和華盛頓國會山莊設立，用以提供研究中國的資訊。

美藉香港「和平演變」中國

英國主導香港國際關係的角色，是在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主權交接前的最大部署，在美國配合下，把香港打造成一個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例如與香港簽下的各國商約達300條之多，香港的金融中心也與紐約和倫敦三足鼎立。

美國之所以樂意配合打造香港的國際地位，自有其國際戰略的打算，其中被美國政學研究得最多的議題是：「和平演變」中國的問題。這個想法是鼓勵中國走向經濟發展，從而緩和其政治革命，美國這個想法的信心是來自「亞洲四條小龍」的商貿發展，被認為已成功抵消共產革命的壓力。

因着這個戰略盤算，一旦碰上中英談判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時，美國留意到鄧小平復出領導中國將實行一套後文化大革命的「開放政策」，這正合乎美國「和平演變」的想法，於是對香港的國際關係角色也循着這方向部署，其中一個重大的部署是把香港打造成一個協助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角色，美國在這時給予中國貿易「最優惠國」（MFN）待遇；同時也鼓勵大批美國企業和金融公司前來香港設立對華貿易和投資的據點。

由八十年代中至今，在港美商由千間變成萬間，駐港美商也由萬人增至10萬的倍數增長，許多對華貿易與投資也以香港作為中轉站。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由冷戰的部署到「開放政策」的部署，讓香港的國際關係的角色也由軍事和情報轉到經貿和金融的不同部署。這個戰略部署的盤算，先是以為可用軍事扼殺北京，後來知道行不通，轉而想用經貿去「和平演變」北京，結果發現中國不但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反而通過經貿發展成功摸出一條壯大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

這一下，「中國威脅論」在美國也開始在後冷戰甚囂塵上，由奧巴馬開始實行一套「重返亞太」的「島鏈圍堵」中國，搞了好幾年，到特朗普上台發現不如直接對華發動「貿易戰爭」。在特氏心目中，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美國總統對華實行「最優惠國」的戰略是大錯特錯的，既然是美國助長了中國經貿發展，反其道行之，便是對華全面打擊其經貿和外來投資，就在這個對華政策大反轉之下，香港在美國的國際關係的角色也就跟着大反轉了！這個大反轉的要點是用「政治戰略」取代「經貿戰略」。

這個反轉的戰略部署自2014年前後已然浮現出來，當時美國派來香港的總領事楊甦棣的身份已然受到北京的關注，指他之前出任中亞使節，後來又派去台灣，現在派來香港，所到之處都發生「分裂主權」的麻煩，也擔心他來港也會掀起這個麻煩；這個疑慮不但在「佔中/雨傘革命」發生，現在更發生了大型的遊行示威，再配合長達3個月的蒙面黑衣有組織的暴力事件。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應大改組

特朗普「見獵心喜」，也特別借香港動亂向北京施壓，聲稱會把香港問題列入「貿易戰」談判的事項。早前美國參眾兩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更通過受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與此同時，參眾兩院也擬通過受理《台灣同盟法》，要挾與台斷交的國家將會受美國制裁，得到美國行政與立法的雙線支持，台灣對港的反對派也作出公開支持，所有這些對港外交的反轉，不是偶然，而是對港國際關係的角色反轉應有的必然部署。

《信報》的余錦賢專欄留意到香港商界埋怨負責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早前曾去美國一趟，比對黃之鋒等人受到眾議院主席高調接待的光景，商界感嘆邱騰華沒所作為。其實，站在美對港政策大反轉的角度看，要邱這位缺乏政治歷練者去應對華盛頓，未免是奢望了。

特區政府應該急起應變的是，立即改組商務及經貿發展局的領導班子，要大大加強對美的外交工作，尤其是要有熟悉白宮和國會外交工作的專家，好好在華盛頓與香港的美商做好游說工作，在國會的游說更須重視。

在中美貿易戰顯然會兩敗俱傷的形勢下，美國想打亂中美經貿關係，沒有必勝的上算，發動貿戰的特朗普會否連任是個未知數；同樣中美經貿關係會否逆轉也是未知數，特區政府更應好好保住香港得來不易的國際地位！

 

原文轉載：信報 2019-10-05 評論 (經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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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赤琰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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