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對羅馬帝國的革命，後者由政府壟斷人力和物質資源，沒有自由市場發展的空間，前者要求的正是全面自由市場化；也趁帝國全面崩毀過程中，紛紛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法國、英國、荷蘭等新興帝國起而代之。
她們以「自由放任」的治國方針開發市場經濟，以為愈自由愈放任，經濟便愈有發揮的能量，但自由競爭一旦面對國與國的競爭時，各國為了保護自己的市場，不許外來侵食而紛紛設立關稅壁壘以自保，市場發展因而受到挫折，侵略戰爭接踵而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因而爆發，接着第一次世界性的「經濟蕭條」也爆發，這時市場經濟徹底癱瘓，民不聊生，各種改革的主張應運而起。
美國總統羅斯福想出一個「新政」（New Deal），針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作出好幾項重大改革，其改革重點放在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分配，限制資本家無限地榨取利潤，無顧工人的死活；為了照顧工人的生活權利，「新政」制訂最低工資、最高工作時限和種種工作福利；更重要的是，要工人組織工會，加強其勞資談判的權力。由於美國經濟資源豐沛，經濟體壯健，這套「新政」首先令美國的資本主義在世界脫穎而出，還引領歐洲於二戰後以新的資本主義姿態走向世界。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二戰後，歐洲在亞洲的擁有殖民地均陷入「反殖反帝」的戰亂中，英國也無心戀戰，先後放棄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和汶萊，香港也早在邱吉爾與蔣介石會面時，答應戰後交還給中國；可是二戰後中國陷入內戰，美國估計共產黨會推翻國民黨，美國在1946年全面圍堵共產國家的戰略部署下，承接歐洲殖民地的反共部署，深深捲入東南亞的獨立戰爭，任何有傾向共產主義的建國運動，都會被美國以反共的部署介入，印支戰爭、印尼「930政變」、緬甸軍人專政，美國都在反共部署中介入。
香港的反共戰略地位，美國也有所盤算，為了確保英國不放棄香港，美國在香港面對的重大政治衝擊中，都會出手濟急，例如1949至1950年代初大批大陸難民湧港，美國應國民黨要求曾提出收留難民計劃，但英國擔心大陸反感，改求美國協助香港發展工業，把難民留下來發展經濟，香港在五十年代中的第一個觀塘工業區因而建立，美國則提供工業產品的出口市場。也正是美國帶領後殖民地的反共戰略部署，面對大陸共產主義革命，香港的資本主義處處設防以免受共產主義赤化，便成本區資本主義頑抗，類似「新政」改革的最保守地方。
印尼獨立戰爭過程中，把所有歐美企業一概充公為國營企業，美國也接受，只要其不赤化新加坡，採用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就算創立大批國營企業，美國也容忍，只要不反美便不成問題；但香港在戰後一片反資聲中，資本家卻在此「獨領風騷」，在五十年代大批難民潮的日子，人浮於事，找不到工作，街頭「阻街女郎」泛濫，工人但求一餐沒薪水也幹，Cottage factory（木屋工廠）是工作條件簡陋、待遇刻薄的年代，廠家賺錢，工人捱世界的日子長達二三十年，直到中國開放北上開廠，才告結束。
八十年代開始經濟轉型，資本主義卻一成不變，轉型後的經濟轉為服務業、金融業、物流和建築業，表面看來，這些行業的待遇比勞工密聚的工業待遇好，可是這四大行業的企業收入在保守資本主義一成不變的環境下，他們的資本累積卻遠遠大過「木屋工業」家的財富，賬面上的收入，四大行業的僱員薪水表面看來比工廠待遇高，但是四大行業的僱員的負債率遠非工廠勞工一族可比。以前的觀塘工廠工人住不起房屋而被迫住到非法木屋區，看起來比不上現在服務行業的「中產階級」；但供樓負債的壓力，卻不及木屋一族的逍遙了。
單是看建築行業，便可看到香港保守資本主義的現行地產發展商壟斷房屋市場的權利，簡直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九七後的4位特首先後答應港人要改革房地產制度，以免發展商炒作樓價魚肉居民，哪怕是特首拿出什麼「辣招」，都阻止不了手上有地有樓的發展商施展炒樓的「功夫」。
董建華推出「八萬五建屋大計」，以為可在任內每年推出8.5萬個房屋計劃以解民困，但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心態，令大家感到自由市場的核心價值一旦受到行政干預，市場便會全面萎縮，手上供樓的怕變成負資產，手上有土地儲備的發展商怕政府競爭，也大肆反對，結果董建華無功而退。
傳說董的「八萬五大計」是梁振英的點子，他參與特首選舉，還沒被提名便被大地產商聯手公開反對；他當選後，確也曾想出不少「辣招」對付炒樓，但地產商享有的優勢是「私有產權」的資本主義主張，遠大過行政干預市場的優勢，結果梁也無功而退。說到曾蔭權和林鄭月娥，兩人都是長期服務政府公職，要他們革資本主義的命，難以想像。
地產業受資本主義思想壟斷市場到如此地步，資本家唯利是圖的本色，更是到了狂妄毫無忌憚的地步，最近前港英時代曾出任中央政策組主任的顧汝德（Leo F. Goodstadt）出版一書《失治之城》，指即使中央包括鄧小平與兩位總理溫家寶和李克強先後再三強調，特區政府特別關心民生問題，顧汝德也從《基本法》印證中央在特區民生問題也毫不保留地放權特區政府好好幹一番。
不過，顧在書中特別指出九七後特區政府在重大民生領域失治的問題很嚴重，其中房屋問題、醫療保險問題、老年照顧問題，其中說到強積金問題，便說：「在1967至1995年期間，商界和殖民地政府作出聯合反對，在5次場合均阻擋建立強制性退休保障計劃的建議。
當強積金於2000年推出時，其即時局限是普通退休人士無法從此計劃中累積到足夠儲蓄，以全面支持他們在2030至2040年之前的退休生活。」顧還特別指出，僱主的無情竟可以取得權利扣除僱員擁有的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成本，而行政長官沒有作出任何阻止。
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對比新加坡的強積金（新加坡稱「中央公積金」），真要把港人氣結，新加坡的強迫儲蓄計劃，規定僱員和僱主各以50對50的儲蓄每月存放到公積金局儲存，市道好時，僱主與僱員要交出佔其月薪的兩成左右，市道不如意時最少也要各交一成，這筆儲蓄由政府特設機構管理，還有5%的利潤，香港強積金部分由私人金融管理公司，用投資方法圖利，但在高薪管理員與投資失敗的侵蝕下，強積金保值與否，僱員只能聽天由命了！
說來確也是諷刺得很，港人一再強調要維持港英留下來的制度及其核心價值，這個核心價值正是資本主義的價值，也即容許「自由放任」地自由競爭，在全世界都早已修理了資本主義，港人還在這個主義的夢中不知醒，福乎！禍乎？任由分說了。
原文轉載自：信報 2019-09-25 評論 (經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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