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四（3月7日）華為在深圳總部舉行外媒記者會，宣佈華為已向德克薩斯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指控美國《2019年國防授權法》第889條款違反美國憲法。該條款禁止美國行政部門機構採購華為和中興的通訊硬體產品和服務。華為表示「美國國會通過立法懲罰華為，且從未展示支持這些限制條款的證據，這違背了美國憲法中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同時，國會不僅立法，還試圖執法和裁決有無違法行為，違背了美國憲法中規定的三權分立原則。因此，華為不得不決定通過法律行動予以回應。」

但是華為有勝算嗎？抑或是有其他考量？

2018年11月，美國一家聯邦法院否決了一宗同類案件，即「卡巴斯基案」（Kaspersky Lab）。來自俄羅斯的知名保安軟體公司卡巴斯基，此前也因為在被美國政府以「懷疑可用作間諜」為由封殺後，以同樣的理由起訴美國政府，指控封殺做法違反美國憲法，但最終輸掉了官司和後續的上訴。

雖然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因為兩宗案件極為相似，估計華為也難逃這一結果。但是從技術上，防毒軟體本身對電腦系統的操控很大，並且倚靠廠商伺服器的資料進行保安處理，美國政府提出的安全理由，卡巴斯基很難完全否定。但華為的設備主要屬於基層通訊運作，而且華為不但通過了第三方獨立的評價，也接受了像加拿大、英國、德國等，由政府主導的檢測認證中心的嚴格測試。單純從技術角度找出華為的安全漏洞，幾無可能。

如果聯邦法官的裁決認為華為的起訴有理，該案將進入取證程序，內部文件將逐一審閱，美國政府官員也將不得不參與聽證並作陳述，以及表達他們對國家安全的憂慮。
華為採取法律程序起訴美國政府的行為更具有象徵意義，雖然勝訴的可能性不大，但卻能爭取機會公開駁斥美國的指責並以此強力反擊，目的在於讓外界能重拾信任。

自從去年集團財務總監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以來，華為加強了對外公關活動，其中包括邀請外國記者訪問設在深圳的總部，以及本月初在美國著名大報如《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上刊登整版廣告，呼籲讀者不要相信「你聽到的一切」有關華為的傳聞。華為對美國政府的起訴，可說是反客為主，更公開和全面地回應美國抹黑的戰略，這可能是華為借力使力，提高國際影響力的一次行動。

儘管美國國會擁有很廣泛的權限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不受威脅，因此美國政府肯定會以此作為擋箭牌，因此華為起訴美國國防授權法違憲的勝訴機率不大，但是這卻能通過法律程序，如果美國無法在法庭上列舉出明確的證據，就算官司敗了，也變相還了華為一個清白，並且向外界說明美國政府的霸道行為，也間接強調了在孟晚舟案件上美國有明顯的政治意圖，這是華為強力反擊美國政府、重拾信任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看看香港的法院判決，有時更令人莫名其妙，激進反對派社民連主席吳文遠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向前任特首梁振英擲「臭三文治」，梁彎腰避過，三文治擊中梁背後的署理總督察。吳早前被裁定一項普通襲擊罪成，判囚3周，他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訴。結果在連吳文遠自己也大出意外下，高等法院頒下判辭，裁定上訴得直，撤銷控罪和刑期。

當中最奇怪的是法官表示本案有充足證據證明吳有襲擊梁，控方卻選擇以署理總督察作為受襲對象作檢控，對此大惑不解；由此可見，法官認同有襲擊意圖，但卻因為律政署以真正受害人、即真正被臭三文治擊中的署理總督察作為受害人的檢控提出質疑。法官更提及，如控方因為梁當時的特首身份，而作出一個表面看來不合常理的檢控決定，做法明顯值得商榷和令人不安。

但問題是，在這宗案件中，真正被臭三文治擊中的受害者的確是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而梁振英在此案件出現之前，已經就黃毓民擲杯案，被列為受害者並且出庭作供，所以不存在遷就梁而作出檢控決定，而在案中梁振英亦曾經出庭作供，身為案件的上訴法官，為何完全對實際情況視若無睹？還要提出「如果」和「揣測」？

看到這種判決的確令人失望，也為香港的警察部隊心酸。這類型的政治示威活動，有哪一次不是把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變作磨心，保護被視為攻擊目標的政治人物，是警員的最重要職責，因此，當他們全心全意做好工作時，幾乎肯定會成為暴力衝突誤中的副車，又或是發洩情緒的對象。

但是，當在衝突中受害而提出檢控，卻又被質疑攻擊對象並不是警員，因而被判敗訴，連最起碼的法律保障也失去了。法官這種態度和處理方式，只會助長暴力行為，令警務工作變得吃力不討好，長此下去，只會令香港的平靜的社會風氣和秩序，逐漸喪失，這會否才是法官真正想達到的目的？對這種情況，筆者也可以用上案件的上訴法官同樣的說法，這個事件出現了「一個表面看來不合常理的裁判決定，明顯地是值得商榷和令人不安。」也再補充一句，「當然本人必須指出，本人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亦不會作出揣測」。

原圖：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7-12-07/doc-ifyppemf57182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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